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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散文古文运动
[10-16 16:58:40] 来源：http://www.51jxk.com 古文学习 阅读：8912次
概要： 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1、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
唐代散文古文运动,标签：古文学习翻译,http://www.51jxk.com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
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
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
，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
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1、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
。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
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
，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
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
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
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
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成为“壮士心是剑，，暮思除国仇”（《百忧》）的高唱。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洎、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
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当时刘知几和
王元感曾提出过批评，却未能改变此种守章句的学风。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
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
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
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
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 贞
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
推重。愈从其徙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
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
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当然，
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
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
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
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
寺庙广占良田，僧徙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
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
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
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
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曾师事陆质，受到他的直接影
响。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明言：“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
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在指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些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等人通经以致用的治学特点。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早在肃宗、德宗朝，李泌、
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
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
即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
批进步士人，发起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
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
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元和一朝，继
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此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并在一定
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
杜黄裳“以法度整顿诸侯”（《旧唐书.杜黄裳传》）的意见，大举出兵， 在不长
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经过长期战争，
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
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变
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
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
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
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
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
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
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
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
非国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
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
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
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
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
、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
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
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包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
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时人始而惊，
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以流
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
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
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大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
：“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
2、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
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
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
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
美方向发展，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
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晖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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