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休，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生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景，一披六尺之情，英思壮彩，珍词秀句，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进入盛唐以后，骈休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指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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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
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
休，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
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生骨力的刚健
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
景，一披六尺之情，英思壮彩，珍词秀句，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
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进入盛唐以后，骈休文风有了更
大的改变。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
。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
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
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
指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
篇序》）的作品。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
、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他们以
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
的理论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
的；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给创作带
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鲜活的生命力；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
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主张的影响，在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也许是受到这些理论家
们改革文体文风主张的影响，宝应二年（７６３），杨绾和贾至都提出了废诗赋、
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建中元年（７８０），令狐峘知贡举，制策和
对策开始用散体。自此以后，历年策问，皆散多而骈少。这说明文体的改革已为朝
野所普遍接受。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只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最后努力了。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
文理论。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其一，是“文以明道”。其二
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
遗产。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沉
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柳宗元也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答李翊书》）“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
修养，文章才能充实，才能光大。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
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张短与声之高下者
皆宜。”（《答李诩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概有“仁义之途”、“诗书
之源”等道德因素的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当这种“气”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
，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人的力量。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
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
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与韩相同，柳
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复杜温
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
.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
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
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
意义。
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
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
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
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咱普遍理论存在
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使得文章缺
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
韩、柳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手段，但其古文
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
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
的心力。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
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是把道德与文章“倒学了”（《河南
程氏遗书》卷十八），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
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
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
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的时期的集中表现。
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
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我们称为杂文学观念。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
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但美文与非美文也还没有分开。南朝宋
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齐梁之际
，有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
却清晰可见，这主要反映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里， 他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
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别分文、笔的标准，萧统编《文选》亦将非抒情又乏文采
的史传、诸子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就文学自身的演进而言，这一观
念更重视文学的物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
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如初唐人编写的《梁书》、《陈书》、《
周书》、《北齐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后，这种观
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分为文、笔未分之前的
“文章”概念所取代。自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之后，用“文章”包括一切
文体的用法使成了古文家的习惯。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
人笔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
间的差别。表面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
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
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
，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
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
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
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物质。“二公者，实
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
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杂文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
从杂文学始，到“文”“笔”之分的讨论，最后以“文章”合一终，散文的发
展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一现象，就文学自身的演进来说
，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就杂文学观念在特定的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则是一种进步
。因为这一观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
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
人那里，诗、文的界限并不混淆，有时，一些人则用“诗笔”来区分诗、文两种体
类，如“杜诗韩笔”、“孟诗韩笔”之类。这里的“诗”，纯指诗歌，“笔”则与
“文章”同义，包括诗以外的各种文体。


3、 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高峰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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