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基础之上的。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人的奏疏，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真切自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有名的《谏灵驾人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密，气势逼人，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皆行文错落有致，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使得内容沉实厚重，这对后来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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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的。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
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人的奏疏，大都质
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
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
士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
感也真切自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
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
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四九）。有名的《谏灵驾人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密，气
势逼人，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
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
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皆行文错落有致，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
以议论，使得内容沉实厚重，这对后来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
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
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
开篇即放言说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
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也！”本为干谒之作，却说得洒脱磊落、气宇轩昂，
展示出狂放不羁的诗人性格。《四六法海》评云：“太白文萧散流利，乃诗之馀。”
正指出了其文的特色所在。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
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
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或言情写怀，简洁生动，或摹景绘色，妙造自然。与此
前重说理、议论之文判然有别。
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
的散体文。如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
《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简洁真切、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
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观察深刻，写景细致，于平易中寄寓感慨，
发为议论，精警动人，已开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
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
唐次、陈京、齐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流，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
体的形式来写作，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
说明在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
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文一争高下的实力，
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
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
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之遗风，但未
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此一情形的改变以
及文体文风改革的成功，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使得散体
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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