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主张第二种意见，也就是文学写作中使用的词句一定要准确，主要可能是一些态度比较严谨的人。他们对花里胡哨的文字很看不惯，因此特别强调写文章用词造句要准确。但是什么是“准确”有时却也不容易说清楚，过分强调准确，往往又会流于刻板，也就是过分苛求语言文字的“正确”和“规范”。这样一来，规矩太多，句句都要合乎语法，都要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都要符合“某个旋律”，结果文学的灵性可能就会被压制了，文章的个性也就被抹杀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就是这一类做法的恶果。“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作品。所以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情况下，比如当不少人的语言文字水平还不过关的时候，或者是当单纯追求形式的写作风气盛行的时候，先要求使用的词句“准确”和“正确”，这当然是对的。有的人还认不了几个字，连封信也写不了，就得先要求他把词句写“正确”、写“通顺”。“文革”期间不管写什么文章一上来总要先说上什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莺歌燕舞、阳光普照，东风吹、战鼓擂”等一大堆套话假话，这种时候也确实应该强调要把话说“准确”、说“实在”。但是说文学写作中对词句的选择使用只有“准确”或者“正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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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第二种意见，也就是文学写作中使用的词句一定要准确，主要可能是一些态度比较严谨的人。他们对花里胡哨的文字很看不惯，因此特别强调写文章用词造句要准确。但是什么是“准确”有时却也不容易说清楚，过分强调准确，往往又会流于刻板，也就是过分苛求语言文字的“正确”和“规范”。这样一来，规矩太多，句句都要合乎语法，都要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都要符合“某个旋律”，结果文学的灵性可能就会被压制了，文章的个性也就被抹杀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就是这一类做法的恶果。“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作品。所以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情况下，比如当不少人的语言文字水平还不过关的时候，或者是当单纯追求形式的写作风气盛行的时候，先要求使用的词句“准确”和“正确”，这当然是对的。有的人还认不了几个字，连封信也写不了，就得先要求他把词句写“正确”、写“通顺”。“文革”期间不管写什么文章一上来总要先说上什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莺歌燕舞、阳光普照，东风吹、战鼓擂”等一大堆套话假话，这种时候也确实应该强调要把话说“准确”、说“实在”。但是说文学写作中对词句的选择使用只有“准确”或者“正确”这个标准，那就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了。
因此对文学写作中的词句使用比较全面的要求是上面说的第三种意见，即文学写作中使用的词句既要“美”又要“准确”。或者说“美”得要“准确”，即所谓“添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准确”得也要“美”，即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真正好的文学作品，甚至就是一篇普通的文字，都必须选择“恰到好处”的词句。而这种“美”和“准确”又往往是不露斧凿的，看似漫不经心、平淡无奇，却又意蕴深远、回味无穷，因此更是选择词句的极高境界。这样的例子众口皆碑：例如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近平常口语，却又字字珠玑。《红楼梦》写林黛玉临死前只说了一声“宝玉，你好……”，这话虽然极其平常，但在此情此景却只有这样说才切合黛玉的身份和她与宝玉的微妙关系，也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黛玉最强烈的感情和包含最丰富的意义；如果改用别的任何一句话，都显然不如这句话余音绕梁、意蕴无穷。像这样的一些词句，当然就不仅是“准确”的，也是“美”的，似乎可以用一个“妙”字概括。
文学写作中遣词造句要做到既“美”又“准确”，就涉及到怎么选择和使用词句。古人早就有所谓“炼字”、“炼句”说，一个“炼”字就说明文学写作中选择使用词句不但极其重要，而且也绝非易事。人们常常溢美文学大家选择使用词语和句子有所谓“随手拈来”或“神来之笔”。但其实在看似“神来”、“随手”的背后，更多的恐怕还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还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还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这些说的就是文学写作中选择词句需要下的功夫。而从语言的角度看，文学写作中怎么选择和使用词句，当然不能光说一句“呕心沥血”或“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汗水”就一言以蔽之，还多多少少需要讲一些道理。有的人可能对这些道理并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只要“读书破万卷”，就能“下笔如有神”，只要“熟读唐诗三百首”，那么“不会作诗也会吟”，甚至也有人不无调侃的说“一不留神就成了作家”。这些说法当然也不算错，写文章本来也早就有人提出过“文无定法”或“师法自然”的说法。但是这更多的只是指不要拘泥规则，不是说就不需要规则。事实上写作中遣词造句孰优孰劣还是有客观尺度的。老舍先生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对此就有很精辟的论述：“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得不错啊！’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侄子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得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里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关于文学写作中选择使用词语和句子的道理，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李庆荣（《现代实用汉语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删节）
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
一、准确朴实
“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古人认为，文辞应该以明晰洁净为高明，而不以堆砌华丽的辞藻为工巧。也就是强调要做到准确朴实。
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商务活动频繁，有关的合同、字据等等，用词一定要准确明晰，含混模糊会带来严重后果。《深圳法制报》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李军接手了一桩防弹玻璃装修工程，向银星玻璃厂订购了79平方米玻璃，付清了30500元货款。后来，李又向银星厂订购50平方米玻璃，并预付了2万元货款。李给该厂经理周青代写了一张收条，写的是：
今收到防弹玻璃柒拾玖平方米，已付款叁万零伍佰元整，余贰万元整。
李军等来的并不是第二批订货，而是法院的一张传票。原来周青提出了诉讼，声称李军向银星厂求购防弹玻璃79平方米，价格共50500元，但仅付给了30500元，尚欠2万元。法院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宣判周青败诉。这一起纠纷问题就出在一个字的运用上：“余贰万元整”，“余”指什么？李军的意思是指给周全部金额中的剩余部分，即预付款；而周则钻了空子，指货款中尚未付与的部分。这一起本来不该发生的法律纠纷是一个教训，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艺作品很重视词语运用的准确性，以此作为刻画人物的手段。例如：
巡　警　　我给你挡住了一场大祸！他们一进来呀，你就全完，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
王利发　　我永远忘不了您这点好处！
巡　警　　可是为这点功劳，你不得另有份意思吗？（老舍《茶馆》）
以上是指三五个兵痞闯进门口强行要钱，巡警从中劝解，给了一点才离去。对这件事，王掌柜用了个“好处”，分量较轻，意思是并非帮了多么了不起的大忙；而巡警却用了个“功劳”，即做出了贡献；“论功行赏”，除原先已递给的钱外，还得“另有份意思”。用词的不同，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
二、简洁有力
简洁有力是要求文字简省，但蕴含深厚，感情鲜明，表述具有力度。这个“简”，不是简单地指字数少，它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所崇尚的一种很高境界。清代刘大櫆有一个精辟的阐述：“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论文偶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很赞赏前人的一则纪事：“《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史通•叙事》）纪事颇简要，评述也是很精当的。
文章题目和新闻标题受字数限制，在简洁有力方面要求很高。重要词语一般只是一两字，但很有力度。例如：
长江变成“黄河”了——关于长江水土流失的报告（标题新华社记者李斌）
《报告》中说：长江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长，而是黄，水土流失犹如一种慢性顽症，强烈侵蚀着万里长江肌体的健康，威胁着国家的生态安全，成为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心腹之患”。标题用了个“长江变成‘黄河’了”，“黄河”，语意双关，使人触目惊心，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而下面的例子词语力度不够，最好改一改：
*南京万人坑的累累白骨，揭露了当年日寇大屠杀的罪行。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是不会被篡改的，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
此例有三处用了“会”。“会”表示可能。第一个“会”连同后面的“被”可改成“容”，第二、第三个“会”可改成“容许”。“不会”怎样只是一般地表示可能性，是一种判断、预测；而“不容（许）”则是表示主观意志。不过就此例来说，第二、第三个分句最好换个说法，全句可改成：
……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今天篡改不了，明天也篡改不了！
改笔突出“篡改”，感情色彩更浓，义正辞严，态度凛然。
三、新鲜活泼
心理学认为，人在同一时间内不能感知周围的一切，只能感知其中的少数对象。而刺激物的新异性能引起人的注意，即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语言，特别是标志事物的词，作为刺激物正是如此。所以人们特别重视词语的新鲜活泼。唐代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清代李渔认为：“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闲情偶记》）都是强调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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