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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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代”。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国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瞿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描绘过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人们要求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
据说，“文革”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
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也惟有《彭德怀自述》没有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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