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马班异同考论是自古以来的争论焦点，从厚此薄彼的评论发端，到形成《史记》、《汉书》系统的文字、体例、风格、思想以及史法、文法的比较，以下诸家，功不可没。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一文针对唐扬班抑马（刘知几）、宋扬马抑班（郑樵）、明清马班并提的传统观点，自立新论，指出《史记》是“答复历史在怎样变化发展的”，司马迁有进步的人民性，而《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意在维护汉室，该文肯定了司马迁在体裁与史识方面为班固所不及。施丁的论著《马班异同三论》，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方面作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细致比较，专立“论马班历史文学之异同”一节，从“写历史人物”、“战争”、“人情事故”、“历史环境”四点比较两书的异同，得出《史记》绘形绘色，生动传神，较为准确，《汉书》朴质规整、字简句省，较为刻板的结论。徐朔方著《史汉论稿》则另立一说，“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佳作，他从两书的“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的角度陈述了两书文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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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班异同考论是自古以来的争论焦点，从厚此薄彼的评论发端，到形成《史记》、《汉书》系统的文字、体例、风格、思想以及史法、文法的比较，以下诸家，功不可没。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一文针对唐扬班抑马（刘知几）、宋扬马抑班（郑樵）、明清马班并提的传统观点，自立新论，指出《史记》是“答复历史在怎样变化发展的”，司马迁有进步的人民性，而《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意在维护汉室，该文肯定了司马迁在体裁与史识方面为班固所不及。施丁的论著《马班异同三论》，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方面作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细致比较，专立“论马班历史文学之异同”一节，从“写历史人物”、“战争”、“人情事故”、“历史环境”四点比较两书的异同，得出《史记》绘形绘色，生动传神，较为准确，《汉书》朴质规整、字简句省，较为刻板的结论。徐朔方著《史汉论稿》则另立一说，“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佳作，他从两书的“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的角度陈述了两书文学风格的差异。
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从其自序师从大师董仲舒为据。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一文说：“司马迁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继承公羊学传统有两立：一为后王立法而宣扬大一统；一为后人立法而颂扬反暴政。他又有两颂：一颂货殖，二颂游侠，意在向封建秩序挑战。赖长扬《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史学史研究》1979年4期）一文，认为公羊学的基础是“阴阳五行说”，其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派生的观点有“历史循环论三统说”、“王权神授说”等等，司马迁对此持批判态度。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2期），认为司马迁对公羊学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批判地继承，此文立论公允，有一定影响。
《史记》三家注研究以程金造50年代至70年代的五篇专论为代表，这些论文收入《史记管窥》一书，198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者考释谨严，举证精确，洞察入微，解决了清钱大昕提出的《索引》与《正义》“二书不相称引”的问题，他还考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增录的千余条《正义》佚文的真伪。
文学文献学的长足进展为文学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丰饶的材料。如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排印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是继三家注之后的一次集大成的整理，涵盖中日120余种典籍，荟萃1200年来诸家之说于一编，与《史记》原文和三家注合排，并辑录《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注中，此书就涉及到部分学者对《史记》文学性的精典评价。
另外《史记》的版本整理、研究团体、现代科技信息成果也为《史记》文学研究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四、从文学本体论入手，《史记》的文学研究，全面而独到的论著以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成就为大。其书共八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列举十条证据论证司马迁的生年，目的在于说明《史记》是其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时代的创作，而“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下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论者从西汉对齐学与楚文化的吸取层面指出了司马迁对南北文化的兼容。第三章至第八章，融汇西方学理，全面分析了司马迁的生平体验与创作的关系（李陵案是其一生创作的转折点），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李长之说：“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作为我写作的对象。”论著者是饱含着无限敬仰的深情完成研究的，他的情愫与司马迁的创作激情有相通的一面，超越了那些为论文而做论文的枯燥的研究，这本身就展示出文学的实质，即情感，加之受德国古典美学的习染，全书才情横溢，见解新奇。从中，我们也体会到论者的“设身处地”与“诗性智慧”对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对《史记》文学艺术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部难得的《史记》文学艺术总论的佳作，也是一部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超越前人、启发后人的要著。
综合性非专题性研究的论著以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张大可《史记研究》等著作为经典代表，论者文笔洗炼，归纳完备。
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就《史记》的各种文学性成就的阐释研究，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1）《史记》的文学观。顾易生《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2期）具体分析了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直接影响。姚风林《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1980年5期）较早指出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把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提出“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等。蒋凡则从《史记》的“实录”创作精神、创立“《春秋》义法”、“发愤著书说”、对于屈原等文学家的具体批评、地位及影响等五个方面作了精要提炼，可认作此问题研究的范例。此外，聂石樵、肖黎、何旭光、陈子谦、袁伯诚等学者也有相关的具体论述。
（2）《史记》的美学观。美学在80年代以来，一度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代学术思潮也灌注进《史记》的研究。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1985年1期）一文认为，“真”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的审美原则，因之而使《史记》在思想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司马迁的美学核心和实质是自序中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这在古代美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一书也认为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的要素即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何世华《史记美学论》就《史记》的美学特征作了全面论述，不过，在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与《史记》所具有的美学特征的扣合分析上显得不足。
（3）《史记》的语言艺术。殷孟伦《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桂秉权《司马迁善于灵活地运用虚词》、于永川《〈鸿门宴〉中的文言虚词的句式》、杨松浦《〈史〉〈汉〉语言风格的比较——试析关于项羽、刘邦和苏武的描述》、李孝堂《〈史记〉的语言艺术》、洁茫《性格化语言的创造和奠基——〈史记〉人物语言成就谈》等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史记》语言的准确、生动、鲜活、简洁等特征。
（4）《史记》的散文风格。扬雄以“爱奇”，韩愈以“雄深雅健”，柳宗元以“峻洁”，苏辙以“疏荡”、“奇气”，刘熙载以“逸气纵横”，姚祖恩以“逸品”，章学诚以“质苍”、“轻灵”总结《史记》散文的深情、厚韵和雄健风格，前人之述备矣。今人的阐释也大抵如此，如苏仲翔《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文学遗产增刊》1957年4期）、郑健民《司马迁散文风格探源》等。今人有开创性的见解是“爱奇”论的新解上，如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1984年4期）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指出《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文’、‘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
（5）《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质。这是《史记》文学研究的又一焦点。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史记》部分首肯了《史记》写人为创造历史之主体的伟大，他说：“（司马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朱东润在《人物》1983年1期上发表《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一文，高度评价了《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传记文学新成就”一节从《史记》增加了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写进生活细节三点论述了其比先秦的史传更带有传记文学的性质。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就《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作了系统论述。在第三章中，论者认为《史记》人物材料取舍精当，结构安排巧妙，并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和表现历史人物，如注意入细刻画历史人物和场面描写，运用心理描写、对比手法、细节描写等。另外《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运用丰富多样，如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创造出的“文言”，历史人物的语言，叙述人的语言，或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以及《史记》人物传记对民间谚语、俗语、民歌的运用等。这是一部成体系地研究《史记》人物传记的专著，与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可互看。李著的侧重点不同，论述“纪传体本身的特点即同文学有着一定联系”，“纪传体是文学发展的产物”，“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传纪文学的真正开始”，“同诗歌、散文等文学种类一样，古代传记文学也是一份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遗产”。而这一财富的发端正是《史记》，论者还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新解“列传”之名，很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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