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美丑不分的可笑者 曹元朗、李梅亭和褚慎明就是所谓美丑不分的可笑者。他们顶着一副可笑的嘴脸却故作高深，做着无耻的事，却不以之为丑，反以之为美。曹元朗没出场以前就先介绍了他的身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新诗人。接着看到一个滚圆脸的人进来，又拿唐朝著名诗人贾岛与之对比，还详细描述了那本精装本诗集，层层铺垫下来，竟是首“杂拌儿、十八扯”的诗，对比之明显，落差之大，让人啼笑皆非。更可笑的是，曹元朗还很郑重地拿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解释这首不知所云的诗：“……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个老公？……”方鸿渐有句评曹元朗的话相当精确，他说：“…你看他那首什么《拼盘姘伴》，简直不知所云。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的大有来头。”这种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褚慎明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外国哲学家的回信，吓倒了无数人，他还亲昵地叫罗素昵称，并且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褚慎明不仅不为自己的牛皮脸红，还会欣赏自己的牛皮，这种美丑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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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丑不分的可笑者
 曹元朗、李梅亭和褚慎明就是所谓美丑不分的可笑者。他们顶着一副可笑的嘴脸却故作高深，做着无耻的事，却不以之为丑，反以之为美。曹元朗没出场以前就先介绍了他的身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新诗人。接着看到一个滚圆脸的人进来，又拿唐朝著名诗人贾岛与之对比，还详细描述了那本精装本诗集，层层铺垫下来，竟是首“杂拌儿、十八扯”的诗，对比之明显，落差之大，让人啼笑皆非。更可笑的是，曹元朗还很郑重地拿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解释这首不知所云的诗：“……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个老公？……”方鸿渐有句评曹元朗的话相当精确，他说：“…你看他那首什么《拼盘姘伴》，简直不知所云。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的大有来头。”
这种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褚慎明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外国哲学家的回信，吓倒了无数人，他还亲昵地叫罗素昵称，并且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褚慎明不仅不为自己的牛皮脸红，还会欣赏自己的牛皮，这种美丑不分，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学教授李梅亭比之前两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买去三闾大学的船票时，李梅亭故意少买票，却对方鸿渐、赵辛楣撒谎，“他们捣了鬼，却要赚我们的感激” 【3】(第128页)，并时刻不忘提醒方赵都是自己的牺牲成全了他们。
钱钟书先生对于人物的命名是多有讲究的，褚慎明原名“家宝”，“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 【3】（第81页）褚慎明东施效颦，还故作高深，李梅亭英文名字是May Din Lea，是他“请教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 【3】（第144页），可是钱钟书先生借方鸿渐的脑袋想到了一个更形象也更贴近人物的英文名“Mating”，在去三闾大学途中，李梅亭与妓女王美玉做交易，还称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意思”，与苏州寡妇暧昧不清，当上训导长后，在会上义正言辞地说：“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此等言行不一，功架十足的虚伪却是大学教授所为。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在搞饭前祝福时，搜肠刮肚只想到“一粥一饭，要思来之不易”，不学无术却以身份夸耀与人，真真正正地无耻到可笑的人物。
对于这种美丑不分的可笑者，钱钟书善于有比喻来修饰，更添讽刺意味。特别是关于人物外貌的比喻更是新奇别致、耐人寻味。比如脸圆如“太极”的“四喜丸子”曹元朗；写李梅亭“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的鸡蛋”；“李先生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身，蠕蠕欲活”；“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这些用具体可感又极具生活化的事物来喻人，不仅形象贴切，而且还融入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在幽默滑稽之余，还能让人感受到作者对这些可笑形象的贬斥之情。他善于从琐碎的生活中，挖掘讽刺潜能；善于动用看似平淡无奇的写作方法，巧妙圆熟地勾画人物、交代事件；批判讽刺，不显刻意。他在描写这些不以丑为丑，反以为美的这种美丑不分的可笑形象时，更是讽刺的不留痕迹。从外貌描写上，借助比喻以形写神，形神俱似地讽刺了这种外表与内在同样虚假的可笑形象。从言行上，也赋予其鲜明的个性，富有讥讽的情调，亦庄亦谐，令人忍俊不禁。
曹元朗是剑桥大学的留学生，李梅亭是大学教授，褚慎明是有名学者，为什么钱钟书先生的笔下如此猥琐可笑的人物却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呢？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遭受列强的入侵，政府腐败无能，投靠外敌，使得当时的社会人人媚外，学生都想出国留学“镀金”，不管是否学到真才能，只以出国为荣；在国内事事学国外，不管是否东施效颦。所以，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学者，而一些投机倒把，偷梁换柱者，也有可能变成高级知识分子。其二，同样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国家沦陷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遭遇着变革风暴。封建社会中崇拜权利的思想使得人们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没有认真去辨别糟粕，而是全盘吸收，但在吸收的同时，却没有深刻领会，甚至歪曲某些思想，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较具深远意义的伦理准则相抵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格沦落。奴才原有的等级自卑与新染上的种族自卑加在一起，其卑微可厌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把丑伪装成美的可鄙者
　　      高松年和韩学愈，一个是三闾大学的校长，一个是三闾大学最高等级的教授，这两个人却有个与其身份不符的共同点——虚伪，“虚伪是《围城》中这帮知识分子身上的一块遮羞布，钱钟书揭开这层虚伪的面纱，直刺这群人的灵魂深处，揭露了这群生活中西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严重病态”【5】高松年和韩学愈就是善于用这层面纱的典型。高松年的虚伪体现在他与别人的沟通交流中，在方鸿渐第一次与高松年会面中，他自称有给方鸿渐写过一封把他从教授降为副教授的信，方鸿渐表示没收到时，他“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 【3】（第187页），在汪府做客时，“校长满脸透着不然道：‘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3】（第237页）说得道貌岸然，而后却又介入汪太太与赵辛楣之间的事，促使赵辛楣的离开。《围城》有段表现他行为的话对其虚伪性格的揭露很深刻：“……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他会畅论国际关系……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 ……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课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高松年最擅长的就是用平易近人的态度来掩饰自己虚伪的本质。
 韩学愈的虚伪则是掩盖在他木讷朴实的外表下，“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他讲话少、慢、吃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3】（第195页）连老奸巨猾的高松年都被他骗了，“觉得他诚恳安详，像个君子，而且未老先秃，可见脑子里的学问多得冒上来，把头发都挤掉了。”【3】（第195页）韩学愈应该是《围城》中最虚假的一个人，他的学位是假的，他夫人的国籍也是假的，他的履历也是假的，跟他有关系的无一不是假的。可是他却是三闾大学中等级最高的教授！
高松年和韩学愈如此虚伪，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性直观形态的理性文化，此种理性形态，其根本之点不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规律问题，起终点是强调“人”应通过理性来控制“自我”，把做人的道路放置于理性之上。儒家的理性原则战胜人的情感，是理性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它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长期侵蚀而造成的创伤，甚至至今也未能愈合。但是，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所造成的儒学家本身的“人格的分裂”。高松年、韩学愈正是在这种儒学的理性原则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品格的虚伪。他们高举儒家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按照理性原则去生活，他们在公开场合高唱“存天理”的原则，然而在私底下又“享尽人欲”，心里想的与口里说的不一样，口里说的又和自己做的不一样。
“纵观世界诸民族、国家的历史，生逢文明冲撞、文化汇合和自身民族历史的发展处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要肩负起双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外来先进的文明，并将其精华输导于全社会中来；另一方面是在反省传统文化时，用全新的眼光视野、全新的价值观念去‘重构’固有文明，使之获得新生和创造性的发展。”【6】无论是留学海外的方鸿渐、赵辛楣、曹元朗、褚慎明和韩学愈，还是在国内却奉行“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李梅亭、高松年，都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夹缝中顽强地生存，都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用自己的方式融合吸收。只是方鸿渐、赵辛楣尝试过将中西文化的融合，“重构”新的文明中，只是在“重构”过程的不断失败中慢慢妥协；曹元朗、褚慎明、李梅亭却只是吸收了西方文明的表象，忘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曹元朗时刻不忘自己是留学生，褚慎明只记得和外国哲学家攀亲带故，李梅亭崇洋媚外，对导师制全盘吸收；高松年和韩学愈则是在中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彻底地迷失了自我，丧失了身为人的价值。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们失去了判断力，既不能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分不清西方文明的糟粕与精华，致使其灵魂的堕落和人格的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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