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shitail88 在K12的语文论坛上，有一位语文教师向笔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不可以说——这是一堂好课，但不是一堂好的语文课？比如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大家公认是好课，但有的专家却说不是好的语文课，因为没有“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联系到这位专家对“近期在语文教学中，泛语文、非语文的危险倾向”的批判，笔者认为，有必要给基层教师一个说法，即什么是“语文”，什么是“泛语文”、“非语文”等等。只有把这些概念厘清了，基层教师心中就有了一把评课的标尺，就不会再提出这种有趣的问题了。 什么是“语文” 天津的王桐生老师曾经对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班做过测试，让他们回答“语”与“文”是指什么。结果答案五花八门，竟然有九种之多。其统计列表如下： 序号 观点 人数 1 语言＋文学 １８ 2 语言＋文字 6 3 语言＋文学＋文字＋文章 3 4 语言＋文学＋文字 2 5 语言＋文章 1 6 语言＋文化 1 7 语言＋文采 1 8 语言＋文学＋文法＋语言应用 1 9 说话＋写作 3 合计 36 九种“语文”观——事实上不止九种——表明我们的语文教师对“语文”的认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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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tail88


在K12的语文论坛上，有一位语文教师向笔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不可以说——这是一堂好课，但不是一堂好的语文课？比如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大家公认是好课，但有的专家却说不是好的语文课，因为没有“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联系到这位专家对“近期在语文教学中，泛语文、非语文的危险倾向”的批判，笔者认为，有必要给基层教师一个说法，即什么是“语文”，什么是“泛语文”、“非语文”等等。只有把这些概念厘清了，基层教师心中就有了一把评课的标尺，就不会再提出这种有趣的问题了。



什么是“语文”



天津的王桐生老师曾经对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班做过测试，让他们回答“语”与“文”是指什么。结果答案五花八门，竟然有九种之多。其统计列表如下：



序号



观　　　　点

人　　数

1

语言＋文学

１８

2

语言＋文字

6

3

语言＋文学＋文字＋文章

3

4

语言＋文学＋文字

2

5

语言＋文章

1

6

语言＋文化

1

7

语言＋文采

1

8

语言＋文学＋文法＋语言应用

1

9

说话＋写作

3

合　　　　　　　计



36



九种“语文”观——事实上不止九种——表明我们的语文教师对“语文”的认识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不是什么好事，秦始皇尚且都知道要“书同文、车同轨”呢，现代语文独立设科一百年，我们连什么是“语文”都不能达成共识，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教界如此，语文理论界也是如此。语文理论界流派众多，有的互相攻讦，美其名曰“商榷”，根子也就在对“语文”的认识分歧上。评价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就是很好的证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什么是“语文”的问题一日不解决，语文教界的混沌和语文理论界的纷争一日不得消停。但值得欣慰的是，有半数以上的教师认同一种“语文”观，那就是“语言+文学”，这就是可贵的“共识”。将这种“共识”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命题，从历史、哲学、逻辑等角度分析论证，或许能破解这个困扰百年语文的“司芬克斯之谜”。



一、从历史的深度考察，语文就是“中国文学”



中国青年报2005.1.12《冰点周刊》整版刊登了一篇《汉学家谈汉学》的文章。其中德国的汉学家、汉堡大学中文系教授凡埃斯博士是这样评价汉学的：“汉学是一门关于中国所有一切的学科。真的是关于所有的一切。像英文系，或是意大利语系，这些学科的内容都非常窄，主要是以文学为主，这些国家的历史是在别的系里学的。而学习汉学可以同时学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开来。”

凡埃斯博士理解的汉学，显然就是指中国的传统语文。而中国的传统语文，拙文《语文是什么》①中是这样描述的：



看事物，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想必是不会错的。中国的语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照搬过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应该说有了语言，语文就相应产生了。但真正的语文，是文字发明之后。口语伴随着声音的消失而消失，而文字则能长久地留传下来。我国古代的一切文字典籍，都属于语文，有争议否？在我国古代，语文就是一切，知识分子学的是语文，考的也是语文。《论语》是哲学还是语文？《史记》是历史还是语文？《梦溪笔谈》涉及大量的自然科学，难道又不是语文？一个厨子如果能把他的技艺用文字表述出来，也属于语文。一直到近代，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引进西方的格物致知，语文才逐渐窄化为一门学科。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9年制小学教育分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单独设立“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单独设立“中国文学”，标志着分科教学的开始，中国也开始由传统教育走向了现代教育。这是语文学科研究的历史逻辑起点。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对语文课程的名称做出清晰的界定，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统称作“国文”。但当时的“国文”教材还全部是文言文作品。五四前后，“国语运动”兴起。1918年，胡适先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理想，这个理想的标准在由他亲自起草的高中国语课程纲要中得到了体现，对中学语文教育构成重大影响。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作品被大量选进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冰心的散文和小诗，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的论文和演讲。教科书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文”改成“国语”。1949年后，“国文”和“国语”又统称“语文”。

综上所述，语文（“国文”或“国语”）就是语言和文学。“国文”和“国语”的区别主要在形式，即文白之争。今天，持“语言+文学”论者的占大多数，真理看来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批评者也不少，而且颇有道理。叶圣陶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叶老在1960年1月答孙文才的信上说：“‘语文’......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在1964年2月答滕万林的信中说：“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以上两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但互相冲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上。原来，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古代的文学和今天的文学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是几乎涵括一切文献的“泛文学”观念，至今仍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不像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运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分离出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1903年的“中国文学”显然是指古代的文学，而不是后来的按源自西方的现代标准划分出来的“文学”。今天的“语言+文学”论者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叶老的批评当然也就是对的。（但叶老提出的“语言+文章”说，却没有得到基层教师的广泛认同，有表格为证。）古代的文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民族文化。



二、从哲学的高度俯视，语文是一种“文化遗产”



首先，笔者将“语文”与“语文学科”严格的区分开来。因为“语文和语文学科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间是有着质的差异的。前者存在于广大社会，后者只限于学校”（朱绍禹语），前者古已有之，而后者只是出现于近代。先有“语文”，然后才有“语文学科”，正如先有生物，后有生物学一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不可能跨越这一步，连“语文”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去研究语文学科的诸多问题。

我们不妨以历史为参考。尽管目前史学界对历史的定义还存在着争论，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多数人都承认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历史进程，二是指人们对于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即历史学。在这种共识基础上，有人给历史下了一个定义：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客观存在，即史实，它可以借助实物、图片、录象、或者语言文字等表述出来。它显然是不同于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的。

其次，笔者将“语文”和“语言”严格的区分开来。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语文”就是“语言”，那么我们教科书就命名为“语言”或“语言学”得了，犯不着整出一个新名词来捉弄人。尽管语文和语言关系密切，离开了语言（主要是文字语言）语文就不复存在，语文学科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语文学科的其他任务，如传承文化等，却不是现有的语言理论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因为语言就其功能而言只是思维、交际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而不是文化本身。如果语文就是语言，语文课就是语言课，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关注文化的载体而去关注文化本身呢？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语言就好比是一部汽车，学习语言就好比学习驾驶，管汽车后面装的货物干什么？这就是某些专家对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不以为然的深层次原因。

现代语言学家洪特堡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海德格尔也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这些主观色彩浓厚的命题经常被国内的人文派语文专家引用，用来证明“语言就是精神”“语言就是文化”的新观点。“语言就是文化”，这样的新观点当然没有错，笔者也十分赞成。这就好比说，汽车是用来拖货物的，而汽车本身又是一件货物一样。但汽车本身是一件货物，这是就汽车的功能而言的吗？语言的功能，和文化的功能，又会是一样的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面对复杂的语文问题，如果不抛开“语文就是语言”的思维定势，只是在“语言”上作文章，把语言的外延无限扩大，“语言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从根本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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