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现代课程的实质是科学化的分科教学。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分科教学的开始。必修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古代语文这位大地主，只剩下“中国文学”一亩三分地了。但由于“中国文学”是涵括一切古代文献的“泛文学”概念，就其内容来讲仍然是包罗万象的，《史记》、《梦溪笔谈》、《水经注》......都属于“中国文学”的范围。而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则是从西方引入，然后中西合壁的。因此语文学科仍然是一个大杂烩，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文化知识是语文知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现代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文化传承并非语文学科的专责，它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责任。因此，不是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语文学科的知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才是。哪一部分呢？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那一部分。这里必须提到文学和语文的关系。笔者认为，古代的“文学”概念就是语文，而今天的文学，即现代意义的文学，只是语文中的一个门类，一个暂时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门类——文学至今还没有独立分科。凡是已经被分割出去的门类，如历史、地理等，我们在教学上一般只取它们的形式，即“语言表述”；所谓“泛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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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程的实质是科学化的分科教学。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分科教学的开始。必修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古代语文这位大地主，只剩下“中国文学”一亩三分地了。但由于“中国文学”是涵括一切古代文献的“泛文学”概念，就其内容来讲仍然是包罗万象的，《史记》、《梦溪笔谈》、《水经注》......都属于“中国文学”的范围。而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则是从西方引入，然后中西合壁的。因此语文学科仍然是一个大杂烩，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文化知识是语文知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现代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文化传承并非语文学科的专责，它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责任。因此，不是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语文学科的知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才是。哪一部分呢？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那一部分。这里必须提到文学和语文的关系。笔者认为，古代的“文学”概念就是语文，而今天的文学，即现代意义的文学，只是语文中的一个门类，一个暂时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门类——文学至今还没有独立分科。凡是已经被分割出去的门类，如历史、地理等，我们在教学上一般只取它们的形式，即“语言表述”；所谓“泛语文”，也就是在教学上不恰当的取了它们的内容。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门类，如文学，我们既取它们的形式，也取它们的内容。文学知识，当然也就属于语文知识了，不论是形式（文学理论）还是内容方面的。李逵的人物形象及其故事，可以从历史教科书上得来吗？所以，文学知识（包括内容和形式）是语文课的重要教学内容，文学教育是语文教师的专责。

“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分科教学，标志着政治（道德）与语文的分离。但后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二者搅和在一起。另外，现在的中小学课程里缺少一门“修身”课，语文学科附带着这门课程的任务。这个“修身”，用今天的要求来看，应该指的就是“人文精神教育”或者“人格教育”了。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再来看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主要问题就清楚了。窦桂梅老师的语文课（主题教学），还是语文课，而且是非常好的语文课。但应避免犯“主题先行”的错误，“主题”只能“附带”，不能“挂帅”。



二、语言知识



语言知识是认识类知识，它以概念和命题的形式出现，包括语法、修辞、逻辑及（部分）文章学知识等。它可以用来指导语言实践，但并不等于实践，也不能直接转化为能力。那种认为掌握了语言知识就等于具有了语言能力的观点，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人类语言教学的道路，可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两条：理性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从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出发建构一种理想的语言教学。理性主义的教学以知识为立脚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在于运用知识去认识事物，依靠知识从己知认识未知。所以各个理性主义的语言教学法无不重视语言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至于经验主义的语言教学，其活动是通过接触模仿，积累经验。但从认识过程看，经验升为理论（经验类知识），才能保证认识的不断发展并使认识主体取得创新能力；故经验主义的语言教学之能够成功的机制，也包含了理论的作用。笔者以为，只要是认识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两条道路殊途同归，都可以形成一定的语言能力。

我国古代的语文（语言）教学走的就是传统经验主义的道路。虽然不乏成功的经验，如韵语识字、诵读积累、意会感悟等，但总体而言蒙昧落后，教学效率低下。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言中曾痛斥之。自《马氏文通》之后，到了上个世纪初，语文（语言）教学开始走上“知识化”即理性主义的道路。它使语言教学摆脱了“未可以言传”的落后状况，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实现了语言教学范式的更新换代。但是，传统语文（语言）教学的成功经验也就在“知识化”的进程中逐渐被排斥、遗弃了。由于新的教学范式来自西方，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育得很不成熟，远未达到西方的高度。加上后来的应试教育盛行，理性主义也走向了极端，有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即脱离语言实践，片面强调语言知识点（即考点），语文（语言）教学走进了死胡同。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重视语文（语言）的实践性，反对“刻意追求语文（语言）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个导向是正确的。但“不宜刻意追求”、不求“系统和完整”并不等于应该放逐语言知识的教学。只要语言教学范式不改，语言知识就依然而且应当居于重要地位。以语法知识为例，现在许多专家提出“淡化”语法教学，中考和高考也不列入考试范围。在应试教育的现实环境下，其直接后果是，考试不考的内容，教师是不会主动教，学生也不会主动去学的。于是多数高中生不懂“主谓宾”，不会修改病句，搞不清楚文言文的词类活用，文言虚词、文言句式也基本是一窍不通。甚至影响到外语的教学，外语老师对语文的批评不绝于耳。而要改变语言教学范式，无非是舍弃理性主义，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有专家批判了语文新课改中的“去知识化”倾向（传统经验主义的老路当然是走不通的），进而提出“最恰当的选择”是“换知识”和改变“知识教学方式”③，其实质仍然是试图改变语言教学范式。但笔者不禁要问，理性主义的语言教学真的走到了尽头吗？西方世界成功的语言教学（以美国旧金山林肯中学方帆博士倡导的“形式训练”为例）是否失去了借鉴意义？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足够的经验类知识储备吗？笔者认为，关键不在选择哪一条道路，而在于是否做到了认识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三、（语言）表述知识



徐江先生的《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人民教育》2005.9），一石激起千层浪。徐文从认定语文学科的“应用”性质出发，尖锐地指出了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正如《人民教育》“编者按”所言，我们的语文课教了太多的无效知识。而徐先生所谓的有效知识，从他提供的几个课例来看，主要就是文章学知识。此外，还有一些语文教学知识，但与“语文知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怎么教”，后者是“教什么”。）

文章学是专门研究文章性质、功能、构造及读写文章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文章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有交叉，因此有的语言学家也把它归入语言学的范畴。文章学着重揭示读、写文章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说它是有效的语文知识，笔者十分赞成。文章学知识本是“三足鼎立”中的一足，但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忽视这一足，造成了整座教学大厦的倾斜。

文章学知识部分（读写文章的规律和方法）属于（语言）表述知识的范畴。所谓（语言）表述知识，就是“知道怎样表述”的知识。打个比方：用锄头挖地。语言就是锄头，文化就是地，（语言）表述就是挖。（语言）表述知识，就是“知道怎样挖”的知识。再举个例子：比喻修辞。“知道什么是比喻”，“知道为什么要比喻”，这些都是语言知识。“知道怎样比喻”，就是（语言）表述知识。我们教“比喻”这个修辞，主要不是让学生记住“什么是比喻”，“为什么要比喻”，而是要让他们学会“怎样比喻”。正所谓“我们要培养的是使用语言的人而不是语言学家，是能用这种语言讲话的人而不是谈论这种语言的人。”④

（语言）表述知识是经验类知识。它直接来自于实践，因此就“应用”而言，它是最有价值的语文知识。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现的，具有隐性、随机性、零散性等特征，不易于文字记载传播，更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故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韵语识字、诵读积累、意会感悟等，也主要不是（语言）表述知识，而是语言教学知识。怎样诵读积累，怎样意会感悟，则仍然是“未可以言传”也。目前来看，（语言）表述知识的研究已经起步，主要在文章学、写作学、演讲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其成果还远未成体系。相较于成熟的语言知识系统，它还只是一个孩童。徐江先生，还有《生成主义：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第三条路》的作者马正平先生，他们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语言）表述”，而他们都是写作学的专家教授。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指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依笔者看，就是研究“（语言）表述”的科学。



语文是用语言来表述的文化。回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文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即：语言——文化——（语言）表述。80年代初期，语文教改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变“义理”本位为“语言”本位；但由于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质，语文课成了语言（知识）课。90年代末期，主要来自文学界的大批判使语文教改重视“人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被载入了语文新课标。而到了2005年，由《人民教育》发起的这次“语文知识”的大讨论，不但解决“工具性与人文性”如何统一的问题，也着力解决语文的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即“应用”问题。





注释：



①拙文：《语文是什么》，《语文报》教师版2004年第29期。

②李海林：《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2期。

③李海林：《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语文学习》2005年第5期。

④[英]S·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作者邮箱： shitail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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