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湖北省安陆市第二高级中学李亚洲【内容提要】中国古典悲剧多有一个“欢乐的尾巴”,据此,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本文以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为依据,从作家队伍的组成、民间观众的接受、传统美学的制约及民族精神的影响四个方面浅析“欢乐尾巴”形成的原因,结合十大悲剧所体现的悲剧结构的完整性、悲剧人物的美育性及悲剧意误用的深刻性三个方面来看,认为:中国古典悲剧欢乐的尾巴是传统民族心理的真实反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并不影响悲剧的实质,中国存在真正的悲剧。古典悲剧作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出这些悲剧,并付出以欢乐的尾巴,寄托了无限的向往,注入了深深的失意,颇有长歌当哭的情状。【关 键 词】欢乐的尾巴期待视野中和之美民族精神中国古典悲剧多带上一个“欢乐的尾巴”,或夫妻团聚,或鸳鸯翔云,或仙宫重会,或锄奸复仇……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此说法确否?笔者将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为依据,浅析一下所谓“欢乐的尾巴”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悲剧效果,以与之商榷。(一)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原因,我国古典悲剧结局的形成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如果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而生搬硬套地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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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安陆市第二高级中学 李亚洲
【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悲剧多有一个“欢乐的尾巴”,据此,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本文以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为依据,从作家队伍的组成、民间观众的接受、传统美学的制约及民族精神的影响四个方面浅析“欢乐尾巴”形成的原因,结合十大悲剧所体现的悲剧结构的完整性、悲剧人物的美育性及悲剧意误用的深刻性三个方面来看,认为:中国古典悲剧欢乐的尾巴是传统民族心理的真实反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并不影响悲剧的实质,中国存在真正的悲剧。古典悲剧作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出这些悲剧,并付出以欢乐的尾巴,寄托了无限的向往,注入了深深的失意,颇有长歌当哭的情状。
【关 键 词】欢乐的尾巴 期待视野 中和之美 民族精神
中国古典悲剧多带上一个“欢乐的尾巴”,或夫妻团聚,或鸳鸯翔云,或仙宫重会,或锄奸复仇……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此说法确否?笔者将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为依据,浅析一下所谓“欢乐的尾巴”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悲剧效果,以与之商榷。
(一)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原因,我国古典悲剧结局的形成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如果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而生搬硬套地把西方悲剧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悲剧,忽视中西文学因为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和文化心理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化,势必会把古典悲剧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从而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学的不正确认识。
中国戏剧的产生与发展,与本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艺术理想、审美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影响中国古典悲剧结局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也导致我国悲剧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悲剧的独特的美学品格。
作家队伍的组成
我国戏曲的正式形成,是由悲剧开端的。我国古典戏曲的作家队伍多是民间艺人,就拿“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来说,都是“里俗妄作”。王骥德在《曲律》中谈到:“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皆村儒野老、途歌巷咏之作耶”,[1]这说明我国古典戏剧在产生之初,就具有了作家队伍的民间性。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都产生于元、明、清初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所谓“乱世多哀音”,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恶化,各种悲剧也日益兴盛。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废除科举制度,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进身之阶,他们处于九儒十生的地位,与青楼戏民为伍,把自己的满腹才华向草芥平民展示。这样的一支创作队伍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最懂得人民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急切地要描写人民,为人民呼喊,为人民愤怒。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受到下层人民的感染,在题材上多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有一个好的结局。如忠贞痴情的王娇娘,善良勇敢的窦娥,品行高洁的李香君等,尽管有一些写帝王后妃的作品,但也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平常人物,他们的烦恼也是老百姓所能理解的烦恼。
戏剧作为一种理想型的艺术,其形象的内涵往往是描写人物的一种意向,表达作者的一种意愿。中国古典悲剧的作者受到人民思想的感染,他们的意愿也常常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作者为了充分表达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阶层的理想,往往采用极度夸张的艺术形态。由于中国悲剧作者的民间化,因而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展示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园,用之与当前的现实黑暗相对抗,这就集中体现在古典悲剧的结尾上。人民在黑暗的苦难的现实生活中,幻想着一种清明政治,幻想着一种理想的实现。古典悲剧的结尾,就寄托了人民对这些理想的憧憬,表现在政治上是清官或明君出场、天下太平的盛况,表现在个人生活上是对纯真爱情的执著追求及有情人死也成眷属的美好。在《精忠旗》中,岳飞遭秦桧陷害而满门抄斩,结局却是英雄昭雪,奸臣受罚。作者在剧本中借“末”之口流露了他的创作意图:“毕竟含冤难尽说,为他聊出英雄气……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纪实精忠记。”此中的“不忍”已道出了作者及其所代表的下层人民的典型的民族心理及美好愿望。因为不忍,才在结局有个让人民扬眉的满门旗表。同时,他们最懂得那些养尊处优的统治者,是造成人间千古悲剧的根源。因此,他们在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时,也使之得到了世人唾骂的结局,如《清忠谱》中的魏忠贤,这代表民族的一种普遍厌恶向善的心态。这些悲剧成了千百年来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战斗不息的精神武器,这些悲剧的结尾展现出人们在现实苦难中产生对未来对美好的向往。相比而言,西方悲剧的创作队伍与中国是很不同的。西方悲剧作家们要么出身于统治阶级,要么是统治阶级中的民主派,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注目的对象,多在上层社会,因此,他们的悲剧人物是高贵的,他们的悲剧事件是“崇高”的,他们的悲剧多是英雄的悲剧,为了追求“崇高”而一悲到底。不同的创作队伍和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悲剧特征。可以说,西方悲剧写的是一个有缺陷的强者的毁灭,而中国悲剧写的是一个完美弱者的毁灭与再生。西方悲剧体现了悲壮美,而中国悲剧则体现了一种悲哀美;西方悲剧人物如参天大树,伟岸崇高,人人敬仰但忽被雷电击毁,悲壮而令人惊叹;中国悲剧人物如娇艳鲜花,纯洁美好,使人珍爱,忽被风雨摧残,悲切而令人伤怀。这便形成了中国古典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个重要美学品格,即阴柔美。
民间观众的接受
中国戏剧,是为观众而表演的艺术,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此观众不但决定着戏剧的兴衰,也影响着戏剧的民族特色。审美主体(观众)的情感、气质、爱好、接受能力顽强地影响着审美客体(作品)的品格和风貌。
中国戏剧观众,是由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组成。上至帝王后妃、高官显爵,下到畴农市民、小商佃雇,无不爱戏,但中国戏剧观众的主体是民间观众。元杂剧兴盛时期,杂剧多在瓦栏瓦肆上演,这瓦栏瓦肆是城市中小市民的聚居之地。到了明清时期,民间观戏论戏之风日盛。“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夫,聚以为欢,由来久矣。”“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2]便可沉醉于剧情之中品谈戏剧之妙。他们的历史知识、民族意识、道德观念等主要是通过观戏这条渠道获得的。
读者批评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作品前,意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已有了某种倾向性、审美要求、标准等,这些又是同读者日常生活的经验、艺术修养、社会思想等相关的。这种阅读前已存在并进入阅读过程的意识即为“期待视野”。他们还认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期待视野”。[3]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戏剧观众的民间性决定了他们有不同于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心理。他们忌讳分离盼望团圆,民间传说中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等无不表现了这种心理。这样的民族审美心理必然影响着民间观众的“期待视野”,他们盼望的即使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也会在戏剧中产生,用戏剧表现他们的圆满期望。这种“期待视野”也必然影响并制约作者的创作。作者为了迎合下层人民的心理,一律寄托美好愿望的“欢乐尾巴”就出现了。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色括之恨,而有团圆之趣。”[4]王国维也曾说:“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5]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戏剧作为一种精神商品,在封建社会中,其生产必然受着“顾客”的左右。应该说,戏剧成为下层人民的商品,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从接受与反馈的关系看,这样的观众的审美心理心然导致我国古典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西方戏剧的观众,往往是上层有闲阶级。戏剧是上层阶级寻欢作乐的工具,而上层阶级多是文人雅士,他们从不曾体会下层人民在苦难挣扎中对未来的憧憬,因而他们的感受较单一,自己的情绪只朝一个方向冲击,正统观念、官方意志的约束较重,寓含人们对苦难现世的诅咒、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的欢乐的尾巴必然是被禁止的。所以西方悲剧偏重于高雅化,一悲到底,更注重人文趣味。
不同于西方的观众心理学导致我国古典悲剧有另一个独特的审美品格——世俗之美,即肯定市井村堣寻常百姓的审美趣味,要求戏剧于此中获得本真品格。即使同样的帝王的悲剧,中国悲剧也是让帝王在合乎世俗之情中显示出追求的崇高,如汉元帝,唐玄宗,在爱情失落中显示出他们在痛苦磨难中的追求,而西方悲剧中的帝王则是在高于平常人所想象的常情中显示出不凡,如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可以舍弃爱情、忍受一切磨难以显示出人性的崇高。
传统美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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