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西方美学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模仿，主要依靠作品富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去教育人，而中国传统美学则重视文艺的情感感染作用。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中和之美。“非和弗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6]，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从内心发出后，要合乎节度，不能过于偏激，孔子所谓的“乐而不yin，哀而不伤”[7]就是指这种情感的中和。在这条美学原则的要求下，古典悲剧创作则表现为“哀而不伤”，即所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8]中和的情感要求则往往通过悲剧之后的象征性团圆或复仇性结局来达到的，这样可以使观众不致因浓厚的悲剧气氛而过于悲伤或高度紧张，使这些作品既充满沉郁的怨苦和悲怆的情调，又交织着凄艳的风趣和略有苦涩的寄托，从而达到“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给予观众以情感上的调剂和精神上的满足。从十大悲剧最后的结果来看，它们一般以主人公的灭亡或超脱以实体性的逆境结局，但在这些大悲之后，还往往有一些安慰性的小喜，如窦娥最后的平冤伸雪、赵氏孤儿的锄奸复仇、《娇红记》的鸳鸯翔云、《长生殿》在第二十五出“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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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模仿，主要依靠作品富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去教育人，而中国传统美学则重视文艺的情感感染作用。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中和之美。“非和弗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6]，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从内心发出后，要合乎节度，不能过于偏激，孔子所谓的“乐而不yin，哀而不伤”[7]就是指这种情感的中和。

在这条美学原则的要求下，古典悲剧创作则表现为“哀而不伤”，即所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8]中和的情感要求则往往通过悲剧之后的象征性团圆或复仇性结局来达到的，这样可以使观众不致因浓厚的悲剧气氛而过于悲伤或高度紧张，使这些作品既充满沉郁的怨苦和悲怆的情调，又交织着凄艳的风趣和略有苦涩的寄托，从而达到“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给予观众以情感上的调剂和精神上的满足。

从十大悲剧最后的结果来看，它们一般以主人公的灭亡或超脱以实体性的逆境结局，但在这些大悲之后，还往往有一些安慰性的小喜，如窦娥最后的平冤伸雪、赵氏孤儿的锄奸复仇、《娇红记》的鸳鸯翔云、《长生殿》在第二十五出“埋玉”之后又演出了重圆喜庆，赵五娘赡养公婆，祝发买葬，哀而不伤，千里寻夫，终得团圆……这些结局的亮色，适度地冲淡和抑止了由死亡或不幸造成成的过度悲伤，使观众含泪带笑地离开剧场。剧中主人公的逆境与顺境得到中和，观众的悲伤与喜悦的情感也得到了中和。传统美学这“中和”的原则不仅体现在观众情感特征上，也鲜明地体现在悲剧作家的情感态度上。悲剧作家们深刻地认识到黑暗的现实是悲剧的根源。他们愤愤不平地接受悲剧的现实，却不愿在无可挣脱的苦难中沉沦下去，时刻企图从苦难的渊薮中解脱出来。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刻骨铭心的灾难感，使他们不忍心将自己心爱的人物推向死亡的深坑，又无法给他们安排一个死亡的前途。所以，无论是窦娥、王昭君，还是杨玉环、白素贞，甚至汉元帝、唐明皇，虽然他们无法摆脱悲剧的阴影，却仍然能够偿平生夙愿。

西方悲剧强调“庄严的风格”在悲剧作品中的统一性，倾向于情节的发展要一悲到底，并往往以主人公彻底毁灭而告终，从而在死亡中给悲剧盖上真实的印记，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这一著名的独白就道出了西方悲剧冲突的严峻、残酷和不可调和的特征，与之相较，中国古典悲剧因其独有的中和之美而在戏剧史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民族精神的影响

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表现在戏剧中亦是如此。西方人爱看以伟大人物的死亡和美的毁灭为结局的悲剧，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人们信奉人死亡后灵魂得救，把死看作是一种充满着殉道者牺牲精神的崇高行为。而我国的宗教文化是以“永生”“乐天”为主要特点的，这一精神渗入悲剧，便形成了一种“团圆”的结局模式。

最早从民族精神来解释我国悲剧的这一特征的是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这是因为“吾国人的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9]，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奋斗中形成了自己充满浪漫灵动寓于幻想乐天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在天塌地裂，翻江倒海的时候，也不为所惧，没有丝毫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四极废，九州裂”的时候，便有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便有大禹十三年辛苦治水；在天旱地焦的时候，便有后羿持弓射日……这些优美的神话传说，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满怀憧憬的乐观精神。中国古典悲剧象征性团圆结局无不是这种乐观精神的形象体现，是一种精神不死的艺术象征。

伴随着乐观的民族精神的产生，我国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造就了一种典型的民族性格——心地善良，爱憎分明。这种民族性格对观众的审美心理以直接影响。好人遇到了不幸，总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即使悲惨地死了，观众还是企求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因此，作者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这种心理，往往采用各种手法制造成一些欢乐的气氛，让观众在泪痕依稀中带着一丝笑意离开剧场，所以古典悲剧中不乏复仇型的结尾，这种结尾多出现于英雄悲剧中，体现出一种崇高。《赵氏孤儿》中程婴为了拯救全国婴儿和赵盾的后代，献出了亲生幼子的性命，终于换得赵氏后代的复仇；《精忠旗》中岳飞为了收复中原，遭秦桧陷害，最终满门旌表……他们以堂堂正气，一腔热血，写下了悲壮激越的光辉篇章，而善终的结局也让爱憎分明的观众有了精神上的快感和情感上的满足。很难想象，在中国观众中，如果结局屠岸贾、秦桧不死会引起他们多大的义愤。

民族精神的影响使中国古典悲剧含有巨大的伦理力量，千百年来，一直净化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使它形成了一种道德之美。中国美学讲究美善合一，美的内涵，善的德行，形成了中国古典悲剧一种民族特征。例如《清忠谱》中周顺昌的“忠”与清忠世风的表彰，跟魏忠贤的“奸”与“戮尸万剐”的结局比较，自然体现出一种积极的伦理价值，陶冶人们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受。比较而言，中国古典悲剧中伦理内容较西方悲剧更为浓厚些。

（二）

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颇有争议。有人以结局多“欢乐的尾巴”为由，断言中国古代并无真正的悲剧存在。笔者认为，无论从悲剧的结构，悲剧人物，还是从悲剧意识而言，中国古典悲剧都无愧于世界优秀悲剧之列。早在清末，王国维就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其主人翁的意志，既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0]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真正悲剧之存在。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悲剧结构的完整性

悲剧应该有自己完整统一的结构，即剧作家在创造悲剧的时候，应该按照客观生活的真实的悲剧冲突发生、发展和结局的过程，完整地构造悲剧的故事情节，这是悲剧成其为悲剧的基本因素。只有具体地、生动表现了悲剧冲突的完整过程，才能充分地达到悲剧艺术的美学效果。

悲剧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11]即悲剧应具有完整统一性。我国古典悲剧即使带有团圆结局或复仇结局，也具体地、生动地、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悲剧冲突发生、发展及结局的完整过程，并与之相适应也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悲剧结构。在我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种。

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包括忠与奸的冲突）。如《窦娥冤》、《清忠谱》、《精忠旗》、《赵氏孤儿》，既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反映了个别清醒之士与整个昏暗的社会的呐喊与抗争。在这种冲突中，悲剧情节层层推进，最终以主人公的死亡为高潮，往往在主人公的最终死亡之后又加上了伸冤昭雪，仇人毁灭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并不影响悲剧结构的完整，相反会给人以痛苦的精神折磨与沉思。因为坏人虽死，好人终灭，团圆无望，主人公的死亡已将悲剧推向高潮，并使观众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悲剧印象，因而，“欢乐的尾巴”并不影响整个悲剧性质。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如《娇红记》、《雷峰塔》，这种冲突形态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12]这种冲突常以象征性团圆为结局，充满了理想色彩。但在整个悲剧冲突中，主公人美好的理想，纯洁的愿望，早已在社会黑暗的吞噬下灰飞烟散。悲剧的高潮就是她们的芳陨玉消，就是她们的抱憾隐退，这些已让人潸然泪下，即使最终有了一个鸳鸯对飞，佛？仙圆的结局，也终是难成夙愿。《娇红记》的结局是一个痛苦的“团圆”，男主人公以死殉情，双双成仙之后，仍难以排遣人间万种愁怀：“两鸳鸯，双飞栊头，似啼鹃哀鸣树头，觑山空水悠，白水天际，千载悠悠，一丝愁情，甚日还休，叹叹累累满目荒丘，回首处，涕交流。”这种浪漫主义的结局，更增添了悲剧的氛围和色彩。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欢乐的尾巴”并不欢乐。

事业和爱情的冲突。如《长生殿》、《汉宫秋》、《桃花扇》。这种悲剧性冲突的发生、发展与高潮都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与冲撞，要江山还是要美人，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在无论是作为君主还是作为平民，在负有重大责任的他们作出痛苦决择时，悲剧的高潮就已悄然来到，而埋玉、投河都是这种高潮的一部分。这种悲剧常以最终战事平息为结局。但是即使有的主人公并未灭亡，从全剧悲剧冲突来说，已构成了悲剧性结局。在《长生殿》、《汉宫秋》中，当主人公的爱情毁灭后，一个是挂图解闷，听孤鸿凄鸣，一个是梦中相会，听秋雨梧桐。即使李香君、侯方域历尽磨难再度相逢，已是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只能带着亡国之痛遁入空门。主人公们理想失落而产生的心灵痛苦，从而对命运的绝望，又岂有欢乐可言？因此，从悲剧冲突的统一性，悲剧结构的完整性而言，“欢乐的尾巴”并不影响整个作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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