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李节摘要：从语言观的视域，我们获得了认识语文教育的种种思想资源。这一研究方法是伴随着语文教育的独立而与之俱来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以“语文”命名语文教育的近五十年里，达成语文教育就是祖国语言教育这一基本认识，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最大成果，也使得此后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了一个准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当前的语文教育研究中，从语言观的视域获取对语文教育的认识这一研究传统却被人遗忘，造成语文教育研究在理论发展中的断裂。语言观的边缘处境与当前人们无意识地运用语言观于语文教育研究之间的尴尬，暴露出人们对于语文教育中应当把握的某种核心要素的茫然。在语文教育中，立足于语言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说是祖国语言的研究，我们才能够得以确立语文教育的价值。语言研究已经而且必须成为语文教育研究借助的首要理论。关键词：语言观 语文教育 教育价值 语言 语文 一、名称与意义建国前，与祖国语言文字教育有关的课程称为“国语”、“国文”。再早些时候 ，到了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共同拟定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学校体制的建立。这个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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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李节

摘要：从语言观的视域，我们获得了认识语文教育的种种思想资源。这一研究方法是伴随着语文教育的独立而与之俱来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以“语文”命名语文教育的近五十年里，达成语文教育就是祖国语言教育这一基本认识，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最大成果，也使得此后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了一个准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当前的语文教育研究中，从语言观的视域获取对语文教育的认识这一研究传统却被人遗忘，造成语文教育研究在理论发展中的断裂。语言观的边缘处境与当前人们无意识地运用语言观于语文教育研究之间的尴尬，暴露出人们对于语文教育中应当把握的某种核心要素的茫然。在语文教育中，立足于语言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说是祖国语言的研究，我们才能够得以确立语文教育的价值。语言研究已经而且必须成为语文教育研究借助的首要理论。

关键词：语言观 语文教育 教育价值 语言 语文

 

一、名称与意义
建国前，与祖国语言文字教育有关的课程称为“国语”、“国文”。再早些时候 ，到了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共同拟定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学校体制的建立。这个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小学堂设有名为 “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课程，这是现代“语文”课的雏形。1912年,辛亥革命后，废除读经，改称“国语”、“国文”。

名称的频繁更替反映了这门课程不断寻求变化和发展的历程，这里面既有社会演变、文化转型的影响，又有课程本身自觉要求科学化、理性化的因素。在我国，由于文言在书面语中一直占有正统地位，历来传统的语文教育实际上是远离了口语的文言教育。当然，文言所承载的内容是“经史子集”。随着二十世纪初整个社会的变革，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张的以通晓明白的活语言代替陈腐的死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彻底动摇了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现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后，施行分科教学，口语（言）和书面语（文）的分离就成了祖国语言教育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集中体现为教育内容的择取，作为最直接、也是最概括的反映则是课程名称的几度更替。比如， 1916年由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以及此后围绕“统一国语”进行的一系列举措，直接影响到当时中小学校的语文教育，并最终导致1920年教育部正式下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国语”。同样地，新文学的大量实践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同时也是白话有可能进入语文教育的前提条件。对象的变化，必然引起指称该对象的语词的变化，因此，命名的问题始终就是与语文教育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如果说本世纪初期的语文教育课程名称的更替是与教学内容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话，那么，随着现代汉语本身的成熟与完善，对语文教育的名称的规定及其含义的解释，除了关系到教育内容的取舍，还更多地涉及到了对此门课程的教育价值和终极目的思考。

到了1948年，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国语”和“国文”一律改为“语文”。它承担了对中小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教育的任务，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许多人认为，“语文”作为课程名称确定下来，使得我国语文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口语和书面语分离的问题得到了理论上的解决，称这次名称的变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因为到这时候才明确规定了“语文科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运用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包括接受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 同时说明了‘语’指的是口头语言，既要训练听，又要训练讲；‘文’指的是书面语言，既要训练读，又要训练写。”[1]

我们知道，“语文”一词却并不是随着课程名称的改革而诞生的，而是早已有之。它的词语意义是语言文字，这一点可以从它的使用中看得很清楚。比如，朱光潜先生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与语文》中的“语文”，胡适使用的“国语文”等等。这些“语文”一词使用的实例，为我们考察最后一次命名背后蕴涵着的深层原由找到了可以凭借的语言运用的惯例。显然的事实是， “语文”一词不是人们凭空捏造的，而是早已存在于活生生的语言运用中的。选择这样一个词来命名本族语教育的课程，其意义在于明确了语文教育的本质属于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在内的语言教育，更进一步说，是祖国语言的教育。达成这一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语言观转变和继续发展的过程。在语文教育独立于众教学科目之前，语文教育的整体观念总难以摆脱两千年来文以载道，重在道的语言观念束缚。文字不过是工具，识字、属对、背诵诗文只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教育的手段，这样的语言观决定了不可能有独立的语文教育。要转变语文教育是思想教育附庸的地位，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对语言本身的认识。

几乎与语文独立设科同时，对语言观的关注就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显学。早在1912年，庾冰就从语言的性质中推论语文教育的方法，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于文字，具此密切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又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而得出教授作文，当以开发学者之思想为第一义、思想发展则内容自岂当的结论。[2]语言观对语文教育观念所起的决定性影响，还可以从其他一些著名的论述中看出来。叶圣陶由“文字所以表声音，声音所以达情思”得出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扬贤江由“文字只是种符号，是种工具，是用以发抒直情、传达思想的利器”得出国文学习是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夏丏尊的劝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和“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的著名教育思想则根源于他的语言与思想、认识能力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认识。

语文教育在进入“语文”时期以后，关于语文教育的基本认识仍然没有离开语言观的视域。其原因当然是与命名时达成的基本认识——语文教育所属的上位概念是祖国语言教育分不开的。关于对语文教育属于语言教育的认定我们总可以在叶圣陶和吕叔湘的话语中找到：

“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早一起说，就叫语文。”[3]

“语文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有的，它不叫语文课，小学里叫国语，中学里叫国文，两个名字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语文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也就是说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另一种也可以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语言文学，因此在小学里且不说，中学里头就有很多老师把这门课当作文来教了。”[4]

在两位先生的论述里，语文教育属于语言教育的观点是很鲜明的。而且他们也是从语言观的视域中对语文教育做出价值判断并制定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由吕叔湘的评价而起，现在已经得到公认的叶圣陶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之一就是明确了语文是工具。叶圣陶的这一语文教育观念立足于对语言本性的一种认识，即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和交流的工具。这一语文教育的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认为的，语文是心灵的学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观念都是基于某种对语言本性的认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念的变化就是运用语言观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典型例子。语文教育发展到今天，一直延续着从语言观中汲取理论资源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语文教育所必然要面对的。对语言的不同认识，接受不同的语言理论，就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语文教育观念。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在语文教育研究中，从语言观的视域中汲取理论资源一直是普遍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语文教育隶属于语言教育的本质。近一百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历史，语言观在决定语文教育的整体观念中一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语文教育的规律不应离开对祖国语言的认识，在一种语言观念，或者说，是在一种母语观念的基础上进行语文教育的研究，无论是已经过去的百年，还是将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将是语文教育的基本理论视域，为我们认识语文教育提供可以凭借的理论资源。语言观的择取各有千秋，基于语言观而开展的语文教育研究也将丰富多彩。认为语言是工具的，强调语文学习中的训练，重视语言的文化内涵的，强调语文教育的传递传统文化的功能。语文教育中的语言观念也必将随着种种流派的教育实践而日趋完善和合理。

二、当下语言观视域的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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