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佛学自汉东渐中国后，逐渐与本土的道教和儒学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起来。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几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 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所以，王维的佛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南宗禅影响，是以一种禅思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王维早年就与佛结缘，诗作《春日上方即事》有“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及“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的诗句。母亲崔氏是虔诚的佛教徒，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大照即北宗首领神秀的弟子普寂，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神秀死后，“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还特地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于是名望更高，“王公士庶竞来礼”，成为当时的佛教首领。（见《旧唐书》卷一九一《神秀传》附《普寂传》）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王维诗歌中的“空,标签：综合语文教学资料大全,http://www.51jxk.com

佛学自汉东渐中国后，逐渐与本土的道教和儒学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起来。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几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 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所以，王维的佛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南宗禅影响，是以一种禅思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王维早年就与佛结缘，诗作《春日上方即事》有“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及“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的诗句。母亲崔氏是虔诚的佛教徒，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大照即北宗首领神秀的弟子普寂，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神秀死后，“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还特地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于是名望更高，“王公士庶竞来礼”，成为当时的佛教首领。（见《旧唐书》卷一九一《神秀传》附《普寂传》）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使王维自幼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以至于他的名字也与佛教相关。维摩诘是佛经中一位有名的“居士”，居士即在家修佛者，王维的名和字合起来就是这位大师的名字。所以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云：“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指出了王维与佛教的渊源关系。家庭浓厚的佛教气氛和盛唐佞佛的社会风气，是王维学佛的一个原因。

但王维真正接受佛教思想，则大约始于开元十五年左右（727）。他在《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中有“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两句，表明了自己对佛教信仰已日益牢固，而世俗的贪欲、爱欲已日渐淡薄。在王维的可编年的诗文中，这首诗是最早谈到诗人佛教信仰的，而当时他正在淇上为官（《王维年谱》）。诗人开元九年擢第，解褐为太乐丞，不久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五年左右，又改淇上。仕途的失志，使王维萌发了隐遁的思想，他倾心于佛教则与这种思想的滋生有密切的关系。开元十七年，王维回到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见《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开元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春（734-735），王维隐于嵩山，曾同温古上人、乘如禅师等来往。二十三年春夏间，诗人受到丞相张九龄的汲引，出为右拾遗。然而，次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二十五年四月，张又被贬为荆州长史。从此，李林甫独揽大权，政治日趋黑暗腐败。王维对张九龄的遭贬，感到失望，他在《寄荆州张丞相》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透露了默然思退的情绪。天宝四载（745），他为侍御使出使南阳，途中遇见南宗荷泽派的创始人神会禅师，曾向其问道。王维接触南宗顿教，大抵始于此时。由此以后，诗人便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维从佛教中所接受的，最主要的就是‘空’理，而他对“空”的体认又是通过禅思来实现的。佛教各宗派讲‘空’，虽然不尽一致，但在宣扬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这一点上，又没有太大的区别。各宗派采用的手法，也是共同的，皆“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大智度论》），即先把万事万物作一个详细的分类剖析，然后再加以否定，说他们都是虚幻不实的。王维诗中的“空”，接近于禅宗所强调的“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禅意（《坛经.顿渐第八》。即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不粘不着，不尘不染，心念不起。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禅宗六祖慧能所得法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坛经》法海本）道出‘色即是空非空有’（王维《绣如意轮像赞》）之禅理。作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王维正是借助禅思哲学促成了他那空寂淡远、嫣美澄澹的艺术化境。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他又说：“禅家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在向上一着，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他们所认识到的，即是人们的心地，也可称为本心。”而要达到“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就要破除“法执”、“我执”。即是说世界万有固属虚幻，说一切皆空，亦是妄见，只有不空不有，亦空亦有，才是中道之义。王维在诗中所描写出来的空寂，正是为了表达自己不受这种纷扰现象的尘染，藉以烘托他所认识的自然界，它的真实思想应该是空寂淡然的。正因为诗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喜怒哀乐之情；又因为“道无不在，物何足忘”（王维《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所以诗人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深山之中，人迹不到，辛夷花却照样纷纷开落。在禅的覃思中，诗人颖悟到：执着为“有”，不执着为“空”，此花无“我执”之见，随开随落，虽“有”实“空”。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在王维看来，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正是像辛夷花那样，在刹那间的生灭中因果相续、无始无终、自在自为地演化着吗？由此可以得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追求寂静清幽的境界。由于他的心灵自幼浸染了佛教清净无为的色彩，所以他笔下的山水田园被描写得那么宁静安祥，澹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惟有皎洁的月光相伴，这是多么清静幽寂的画境!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示弟等》，更是将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无我的境界：“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 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 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缘合”、“性空”均为佛学术语。《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谓生，缘离谓灭。”《华严经》道：“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布封说：“风格即人。”我们从王维诗歌中的“空”现象可以看出，王维人格性情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佛性，由于王维受禅宗的影响，并将诗中的意境统一于空灵的禅境，所以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才会表现出耐人寻味的禅意。也就形成了“淡远清逸，空灵闲雅”的艺术风格特征。



三、空灵的诗境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吟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和时代印记。

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历代诗评家持论不一：有“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有“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有“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有“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

站在今天去审视王维的诗歌创作风格，一方面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维的诗歌受佛禅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应该就象以禅论诗的严羽所说的那样“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所以 ，我们综合各家之说，认为用“淡远清逸，空灵闲雅“来概括王维诗歌的总体风格是适合和准确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