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其次，健拔之气集中表现为至刚、至大的气概。至刚，是一种骨力，也是一种韧劲。殷蟠在评论盛唐各家时，多以风骨论之，如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适：“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度常体，风骨凛然。”等等均以风骨而论。《沧浪诗话》也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音。”如他的《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其气势之大，强劲而有力。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气魄之雄壮，骨力之劲健，由此可见。陈子昂之悲慨则兼具雄浑、豪放、沉郁等特点，如《送魏大将军》：“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则豪情荡漾，气概恢闳，健拔之气，溢于言表。至刚还表现为一种韧劲，是内向力。思考愈深，其力则愈强。杜甫的沉郁则属此类，其力蕴于语言之外。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又如《宿江边阁》：“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此时诗人漂泊异乡，仍关心国事，赤子之诚，感人至深。又《冬至》：“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望三秦？”时已冬至，可诗人想到的是长安，爱国之情何等执着！其力量之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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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健拔之气集中表现为至刚、至大的气概。至刚，是一种骨力，也是一种韧劲。殷蟠在评论盛唐各家时，多以风骨论之，如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适：“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度常体，风骨凛然。”等等均以风骨而论。《沧浪诗话》也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音。”如他的《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其气势之大，强劲而有力。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气魄之雄壮，骨力之劲健，由此可见。陈子昂之悲慨则兼具雄浑、豪放、沉郁等特点，如《送魏大将军》：“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则豪情荡漾，气概恢闳，健拔之气，溢于言表。至刚还表现为一种韧劲，是内向力。思考愈深，其力则愈强。杜甫的沉郁则属此类，其力蕴于语言之外。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又如《宿江边阁》：“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此时诗人漂泊异乡，仍关心国事，赤子之诚，感人至深。又《冬至》：“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望三秦？”时已冬至，可诗人想到的是长安，爱国之情何等执着！其力量之深沉，如陈酒余韵，劲猛而味醇。杜甫之沉郁把情感隐藏心灵深处，荡气回肠而不恣意宣泄，实为蕴积之力而形成一种健气。健还表现为至大。“大”者既指作家所思之大，又指所见之大，表现在伤口中则在囊括宇宙万物之度。刘熙载《诗概》中说李白：“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又说杜甫：“高、大、深俱不可及。”李杜二人如此，盛唐诸名家，一般也大体具有这些特色。如陈子昂《感遇诗》之三：“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声死，谁怜塞上孤。”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表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维《老将行》：“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反功勋。”都表现出所思至大这一特点。所见之大，则就作家所具心胸和眼光而言。如登岳阳楼望洞庭湖诗，历代颇多佳作。如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诗读之则空阔无际，气象不凡，如在眼前，而杜诗则境界深沉宽大，胸中能吞万物。
再次，就诗作风格而言，健之表现为至刚至大；就作家修养而言，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处处表现为诗人对于人生永不止息地追求。陈子昂在遭受排斥打击后，并不忘记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如前面所提到的《送魏大将军》，仍然豪情荡漾，气概恢闳。而李白的一生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奋斗不息，这也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诗中，浸透了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发而为诗，则自然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也便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十年流落江湖，历尽坎坷，备尝酸楚之际，对朝政不仅时有讽刺，甚至给以猛烈抨击，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虽时有弃世之念，但对祖国的牵挂，仍在诗中有所表现。如《赠升州王使君忠臣》：“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因而终其一生，是不停奋斗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牵挂的仍是国家的安危！而杜甫一生忧患，终其目的仍是为国为民，“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便是他真实写照。这三者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这和他们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分不开，与其自强不息分不开。其实，又何止是李、杜、陈等，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诸君之下。这种仕进之心，本身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而一旦与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便表现出一种健拔之气。由此可知，唐诗健拔之气的内涵应为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的结合，在诗中表现为雄浑风格，至刚至大，在诗人身上则体现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寄托。
三、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
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自下而上的时代的最显著力量，也就是政治之间，历来有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也就造成了古代自屈、陶、李、杜以来无数诗人现实生命的坎坷与心理人格的焦虑。这种焦虑就必然带来一种抗争，或将个人之不幸与国家之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或转化悲哀，以诗作为排解冲突，安顿生命之修养。由此形成盛唐人的人文精神，则或为刚性，即向外用力；或为柔性，即向内用力，这两种力度在诗人身上则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突出体现。
长期作用于中国文人头脑中的儒家思想，是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之一。儒家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盛唐诗人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还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拔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器穷途”，“艰危气益增”。总之，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对作家精神面貌产生着重要影响删地，之又同作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着，尚健精神蕴育于唐诗创作中，盛唐时代、作家思想及作品在精神上的追求，三者之间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作家来说，青年至中年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也正是作家尚健风格形成之时。尚健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作家自身的发展。在盛唐这样的个时期，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作家青年时期一般踌躇满志，而当走向现实，当理想在现实中被撞碎之后，作家生命气象之健即发展至高峰，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自身生命力的追求。杜甫之沉郁，李白之豪放，子昂之悲慨无不由此开始。经历坎坷，遭受挫折，而不屈服于生活，这教师尚健精神的生命之源。
其次，尚健精神实质上本源于诗人人格生命中的一种刚大，由诗人阐发而为一种人文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一种人格追求。李纲曾说：“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死生，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这种超然之心态即由对人文精神的关注而延伸为诗歌的旨趣。因此，唐诗之尚健即是唐代诗人在历史文化层面的总结和提升，体现并贯穿于唐人生活、生命的追求之上。从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则是唐帝国幅盛而衰的转折，中唐社会逐渐由巅峰走向低谷。史家认为，战争的结果“中国从中亚撤退，吐蕃与回纥人又占领了他们原有之领土。……中国从此变得更加内向。”这种内向造成文化气象上的衰弱，转向心灵上的慰藉和寄托。与中唐不同，开元之时，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宏阔的气势，苍劲雄浑。也正是因为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才使作家得以认清时事，关怀生命，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建功立业的精神。唐诗文化精神不仅包括唐人生命的意识，也是唐人精神在诗歌中的自我体现。唐诗文化精神对于作家的影响则溯及文化之于文人的一种深层次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是集体无意识在作家心灵中的沉淀。中国诗歌自古就有哀而不伤的传统，尚气质、重风骨、求雄浑的传统，寓于唐诗文化精神熔炉之中，便锻炼成为一种尚健的精神。
概而言之盛唐尚健精神不仅缘于自古以来的政治与文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缘于作家由青年至中年时期屡受挫折而不止息的生命渴求，而在文化层面上的人格追求以及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这样一个时代环境的影响，也是唐诗自强不息文化精神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盛唐尚健精神绝非只出现在一个时代一个时期，这种尚健精神自古就蕴育于文人的心中，而文人的活动和自身行为的影响，使得这种精神得以沿袭承传。自汉魏六朝以到唐宋，其间不乏其人，陶、杜、陈、李等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及其人格力量，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脉相承的。与前代有所不同，盛唐精神体现出磅礴的气势，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唐诗这种健拔之气的实质内涵则表现出刚性与韧性，于诗为一种雄浑、豪放的风格，于作家则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思想上的不断深入，便是劲健的全部。由此构建的唐诗尚健精神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及诗作。

论盛唐诗歌的尚健精神


作者：欧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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