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c·z语文教育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与引起纷争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对语文教育问题的探讨，把目光注射到教材、教法上，固然确有必要。然而，这还不是从根本上加以疗治的办法，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无助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彻底解决。语文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应对语文学科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定性。因为任何一种能够独立存在的学科，都有它自身的独特属性、独特功能与独特价值。这一切合在一起，也就是该学科的本质属性（也称主体性）所在。那么，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历来人们看重的是它的“工具性”。所谓“文以载道”说，成了千古不移的定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来，当一切旧时代的“污泥浊水”为革命洪流冲刷殆尽之时，令人奇怪的是，“载道”说，不仅没有流失，没有动摇，反而更形强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能，居然堂堂正正地写进“教学大纲”。虽然，时而强调布政治之道，时而强调谋知识之用，但，它的“工具”地位，则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与不容任何一点点置疑的地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载道论”、“工具论”果真是铁定的金科玉律吗？否！即使在封建时代，舆论也并不一律。清人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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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


语文教育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与引起纷争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对语文教育问题的探讨，把目光注射到教材、教法上，固然确有必要。然而，这还不是从根本上加以疗治的办法，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无助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彻底解决。

语文究竟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应对语文学科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定性。因为任何一种能够独立存在的学科，都有它自身的独特属性、独特功能与独特价值。这一切合在一起，也就是该学科的本质属性（也称主体性）所在。
那么，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历来人们看重的是它的“工具性”。所谓“文以载道”说，成了千古不移的定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来，当一切旧时代的“污泥浊水”为革命洪流冲刷殆尽之时，令人奇怪的是，“载道”说，不仅没有流失，没有动摇，反而更形强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能，居然堂堂正正地写进“教学大纲”。虽然，时而强调布政治之道，时而强调谋知识之用，但，它的“工具”地位，则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与不容任何一点点置疑的地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载道论”、“工具论”果真是铁定的金科玉律吗？否！即使在封建时代，舆论也并不一律。清人袁枚就唱了反调：“不知六经以传道，实以文传。”⑴一语打破了千年的沉寂。鲁迅也说：“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⑵朱光潜在论及同一问题时，笔力更是深邃而隽永 ，似乎竟是触到了文学灵魂的最幽微之处。他说：“我常感觉到，与其说‘文以载道’，不如说‘因文证道’……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关照与彻底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远眺，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高等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成为相反者之同一。……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是文艺。” ⑶诸如此类的论述，无不阐明好的文章都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格，并不沦为“工具”，仅作为“道”的从属。朱自清的《背影》，寥寥千余字的平易话语，竟能沁人肺腑，撼人心魄，成为百载不替的美文。要是剥除了那些动人的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那些递情传神的精妙语言，仅剩留的一点思亲之“道”，还会成其为不朽的艺术精品么？文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性的 ，而不是主从性的。纯艺术性的作品更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与自足性质，并非“工具论”者所能强行抹杀的。 
诚然，系统而准确地掌握祖国语言文字并达到充分地运用之，其所仰赖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便是学校语文课的训练，这一点，是不该有岐议的；同样，“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⑷、“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 ⑸这些话道明了语言与思想（当然包括政治思想）的关系，也是不容置疑的。据此，各式各样的“工具论”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工具论”所依凭的仅是语言泛义上的功能特性。具体到学校的语文课，就不那么单纯了。中等学校的语文课，一方面是语言教育，目的是让学生准确掌握母语，在运用上保持母语的健康与纯洁，这是属于认知的。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是文学教育。从大量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中，接受健康．崇高的情感与美的熏陶，这固然也有认知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审美的。
翻开任何一本中学语文课本，其中所提供的文本，属于文学或准文学的占总篇数的70％强（这个百分点日后还有上升的趋势），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学资源，仅仅考虑到语文学科的“工具”功能，岂不是太可惜太荒唐了么？
语文工作者都应该知道，语言的内涵有二，即语言和言语。语言的泛义是指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因此，可以说是符号或代码，它无疑是纯工具性的；而言语则是个人具体的发言，它具有信息性质，包括知识信息、思想信息、情感信息，它并不是“工具”。
语文课本中的文本，全系“个人的发言”，是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灵魂的展示。如果全把它们看成“工具”，岂非见“物”不见“人”，“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语文课性质的严重扭曲，语文课的失血、苍白与无趣，病源全在把一个优美多彩的艺术天地，变成了冷冰冰毫无情趣的解剖室——这就是“工具论”造成的不堪回首的恶果！
近年来，这一恶果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于是，便在“工具性”之外，再加一个“人文性”来予以弥缝。这样是否就圆满了呢？没有！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都具有“人文性”，语文学科如何与之区分开来？这种简单的定性，等于说“中国人是人”那样，无可辩驳，又让人茫然。其理论基础是脆弱的。
工具性加人文性，也同样不能科学地表述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既然不能凸显，那么，完成教学乃至教育的任务，势必障碍重重，事倍功半。
因此，当今的要务是在语文教育、语文学科的性质上作一番认真、严肃、科学的探讨，使只明朗化，形成共识。

语文教育的诗性特征

语文教育，无论从教材、教法、教育教学任务的角度出发，都应有一个突出的轴心。这个轴心，我们认为就是语文教育的诗性特征。
语文教育的诗性特征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灵性
语文课本中的绝大多数文本（包括议论文在内），其内容都是涉及人的。在这一点上，的确与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相同；但它与上述各学科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所涉及的是人的心灵。
心灵，有人称之为“内宇宙”，就是说，它同自然界的物理宇宙一样，广阔无垠，奥妙无穷，深不可测，细微难辨。探究这个“内宇宙”，同探究“外宇宙”一样，得花费浩繁的精力，得依靠一代代的巨匠，才能一点点发现。然而，又永远无法穷尽。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是这样表述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⑹读鲁迅的《祝福》，我们不惟目睹了那种“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鲁迅语），而且，窥见了那时代重压下苦难人群所经受的心灵煎熬。文学作品就是如此从心灵到心灵——从作者的心灵产生出来，又触及与触动众多读者的心灵，让人们从中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而且，它还是从精神的高度与美的层面上对心灵施加影响。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的美，高于自然。艺术的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的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⑺把黑格尔的话与亚里士多德的话前后互参，足见，典范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哲学意味，是作用于人类心灵的艺术瑰宝。它同人们凝视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卡》这幅油画，以及罗丹的《欧米哀尔》这座雕塑时，引起的心灵震动是一样的。既然欣赏油画和雕塑时，没有人想到这色彩、线条、金属的工具性，那么，有什么理由把那些同样杰出的文学作品贬为“工具”呢？把语文学科视为“工具”，恰恰是抹杀了或削弱了语文教育所不可替代的崇高任务。
（2）写意性
凡属心灵性的东西，都带有某种模糊性，它是无法量化的。因之，探究心灵，采用过于刻板的，严缜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还会适得其反。懂得了这个道理，在语文教学上，就应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方式。
首先，一直沿用的肢解式教法是严重损毁语文本身诗性的行为。走进语文课堂。从词语到段落到篇章，从主题到艺术特点，象拙劣的庖丁那样，把一只活脱脱的全牛，肢解成七零八落的一堆肉块，那只会让人大倒胃口。一篇好文章犹如一件艺术品，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体悟到其中三昧。中国传统的语文教法，尽管有不少弊端，但好的诗文，强调多读，强调背诵，使之整个地烂熟于心，还是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我们看到老一代文化人，不论所操何业，在文字修养上都具有一定的功底，这与他们当年的学习方式不无渊源。
其二，语文的教法与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学科相比，要力求虚多于实，给人一种超脱感。我们认为道家思想比之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道家主张“无为”。这“无为”的“无”，并非空无，并非一无所有，一无所获。而是指一种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状态，它强调的是心的领悟，而不是一种原理的理性证明。老子所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⑻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概括。实际上，成功的教育家都不乏这样的风格。坦恩鲍姆在《参加者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一文中盛赞罗杰斯的教学：“在这种几乎寻不到什么结构的教学中，主要是学生自我在自然而然地表达和实现……在罗杰斯的课堂上，大家谈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它们既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重复指导教师或某位权威人士的思想，导师则几乎不讲什么。” ⑼这一段描述使我们想起《论语》中有关孔子教学的一段实录。这位“万世师表”，先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对学生加以启发，引导他们畅所欲言。学生侃侃而谈，思考是自由自主的。有理性的探索，也有情感的温润。而老师自己并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在学生发言过程中，时而“哂之”，时而“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类偶尔的穿插，大体类似我们今天所讲的“点拨”。（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段描述，与马洛斯的描述，是两个课例。它们分属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时间上又相隔两千余载，而其精神魂魄竟如此惊人地相似。这难道不令人深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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