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申维 之一：少先队队歌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激动地告诉我说，她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女儿随后给我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打倒敌人，勇敢前进……。我看着女儿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再听着从她嘴里唱出的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所谓少先队队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就问女儿，假如爸爸是你的敌人，你怎么办？女儿毫不犹豫地握紧拳头，说，打倒！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架势。我想，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谈何接班人呢？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这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不知道女儿这一辈的人还该去革谁的命？敌人是否就一定得打倒？……。任何一群人在世界上总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群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打倒对方？能否求同存异？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我在这首歌里听不到和平、宽容、自由、友情、亲情、母爱、善良和真诚的声音，听不到对大自然的赞美，听不到对生命的歌颂，而所能听到的只是血腥和仇恨，狭隘和偏见。人是否只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或主义高于一切，并且不惜为它牺牲的主体：自我和他人。这种灌输仇恨，宣扬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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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维
 
　　 之一：少先队队歌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激动地告诉我说，她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女儿随后给我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打倒敌人，勇敢前进……。

我看着女儿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再听着从她嘴里唱出的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所谓少先队队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就问女儿，假如爸爸是你的敌人，你怎么办？女儿毫不犹豫地握紧拳头，说，打倒！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架势。

我想，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谈何接班人呢？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这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不知道女儿这一辈的人还该去革谁的命？敌人是否就一定得打倒？……。任何一群人在世界上总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群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打倒对方？能否求同存异？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

我在这首歌里听不到和平、宽容、自由、友情、亲情、母爱、善良和真诚的声音，听不到对大自然的赞美，听不到对生命的歌颂，而所能听到的只是血腥和仇恨，狭隘和偏见。人是否只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或主义高于一切，并且不惜为它牺牲的主体：自我和他人。

这种灌输仇恨，宣扬狭隘的歌，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就得这样一遍一遍地唱下去……

之二：威胁与恐吓

近年来，社会各界反思和改革语文教学的呼声很高，在众多的声音中，《拯救中学语文》便是改革中学语文呼声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其中作为该书序言的钱理群、摩罗、余杰的关于“中学语文”的三人谈，即《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后的理念》的贡献是巨大的。

这个序言带来新的理念，同时也从多个方面审视了现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思索一些从前忽视了的问题。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我们也希望听到另外的声音。可是，我们听到了什么呢？

很快，在“两会”期间，3月11日的《文艺报》用了一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拯救还是戕害》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威胁和恐吓。

譬如：他说“《审视》这本书是去年4月出版，这正是美国和‘北约’大举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过不久，美国疯狂轰炸我驻南使馆……恰恰这时候，《审视》一书出版”。一本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书，竟然和美国轰炸我使馆挂上了勾。

作者大概也知道国人有健忘的习性，似乎觉得与轰炸大使馆挂钩还不过瘾，就立刻联系当前形势，说“《审视》是与f轮功相呼应的”，以图借整治f轮功来整治异己，威慑任何要求改革教育的声音。

该文的作者叫凡夫，果然不凡。作者对《审视》一书尽诬蔑之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在几句所谓结束语中，终于道出个中的缘由。他说：“《审视》一书的策划者们不仅要为自已的声音争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席卷全盘，取而代之。”原来，他所担心的是别人“取而代之”。因为担心别人“取而代之”，所以，就得尽诬蔑之能，以借助政治的力量，强行给你嫁接上某些罪名后，以求得“实际解决”。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招，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种招术只是“温故知新”罢了。

之三：哲学的词条

《教育报》2月23日第3版刊登一篇署名江乐山的题为《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该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节中，批评《审视》所说的“中小学长期以来没有哲学课……”该文反问道：“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哲学？”

我想江先生可能对哲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弄清楚。我手头就有一本《新华字典》（1980年版），翻开1065页，查“哲学”词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派别按照对这一问题材的不同回答，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很明显，是哲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哲学。

我想，江先生要想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应当多读一读马列主义著作，或者说，至少在大谈哲学之前，也该弄清什么是哲学？案头放本《字典》是需要的，开卷有益嘛。

之四：难解的诗

《审视》一书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话：“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十二年的语文，居然写不好一个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语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有些人对这段话特别愤恨，说是煽情，说是对五十年的抹杀，说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有一回，我给大学中文系的新生们讲一首“二战”时很流行的歌，大意是：

春天来了，大地上开满了鲜花

鲜花哪里去了？鲜花被美丽的姑娘采去了

美丽的姑娘哪里去了？姑娘被大兵带进军营里了

大兵哪里去了？大兵都到坟墓里了

坟墓哪里去了？坟墓被鲜花掩盖了……

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白，是写战争对人性和美的摧残，同时也说明了美的不可战胜。

可是，有些中文系“大一”的学生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

“美丽的姑娘不该采拮鲜花，因为公园里写了‘不许乱攀花木’。大兵把姑娘带到军营里罚款去了。其实大兵不必太较真，大兵都会老的，而且老了都会埋进坟墓里的，何必在乎几朵鲜花呢？”

他们还认为诗的最后一句应当删除，可有可无。

我们面对学生们如此贫乏的想象力，面对泱泱诗歌大国传统的丧失，只得痛声疾呼：“孩子们，把你们在中学所学的语文全部扔掉吧！”

之五：政治挂帅

《审视》一书涉及的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批评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领袖文章选取比例占多，也就是后来《文艺报》的《拯救还是戕害》给他们扣上的“政治攻击，抨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帽子的缘故。而就在九年前，海峡那边台湾岛上的一次座谈会也谈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他们还评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学》（蒋中正）

《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我们发现，两岸的中学语文（国文）教材虽有诸多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执政者制定统一教材，教材内容皆是政治挂帅。由此可见，政治挂帅是受到两岸语文界同人共有的反感的。当然，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负着怎么样的罪名？

许多政治性的文章在今天早已不合时宜。有的文章即使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选取教材应当更加关注当今的形势，关注时下的生活现状，关注语言文学这一块。我们不可能要求写不出一张像样的字条的学生去研究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

之六：智慧

有一天放学，我去学校接女儿。她在路上自豪地说：“爸爸，我又得到一朵小红花。”我照例夸奖她几句。过了一会儿，女儿若有所思地说：“爸爸。其实得小红花并不难，我已经知道得小红花的方法了。”我觉得奇怪，就问她怎么样才能得小红花。女儿掩饰不住得意说：“老师发小红花时，我就趴在桌子上，装着这回又没有我的样子，结果，老师就问同学们我表现怎么样？同学们说，好。老师就给我了。”

女儿的话让我很吃惊。她才是七岁的小鬼人，却早早地知道如何乞求怜悯，投机取巧，而这些东西是我付出一辈子的代价都没有学会的。

我住公安局的宿舍楼。有一天，我听见几个男孩在窗口对话。一个说，我爸爸是警长，专门抓坏人；一个说，我爸爸是队长。你爸爸听我爸爸的；又有一个说，你爸爸是中队长，我爸爸是大队长。你们爸爸都听我爸爸的，你们也要听我的。前面的两个小孩似乎都承认后边的小孩说的事实，乖乖地跟在了那个爸爸是大队长的小孩后边去了。

我看这些小孩也就七、八岁。这些严格的等级划分是他们天才的领悟，还是娘老子教给他们的，就不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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