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黄宗羲在论述了时代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之后说：“即时不甚乱，而其发言哀断，不与枯荄变谢者，亦必逐臣、弃妇、孳子、劳人；愚慧相倾，惛算相制者也。此亦一人之时也。①”指出了作家个人不幸的生活经历与动乱的社会现实一样是产生好作品的先决条件，在这条件下产生的作品都是“发言哀断”，即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这一点，就连论诗重在妙悟的严羽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尤能感动人意。②”因此，我们说：作家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是许多好作品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浓郁悲剧性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悲”音动人，“穷言易好”--审美传统的因素我们前面论述的社会政治和作家遭际的因素，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那些只是客观外在的因素，要探究古代文学悲剧性色彩的成因，我们当然不能就此止步，还要进一步探讨其主观的内在的因素。这需要对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作一个历史的回顾。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在他们那初级的审美活动中所感受到的主要是狂喜，是愉快，那时的美感是与快感结合在一起的，能给人以快感的事物即被认为是没的。到了奴隶社会，由于阶级的出现，奴隶被逐渐剥夺了起码

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成因初探,标签：综合语文教学资料大全,http://www.51jxk.com
黄宗羲在论述了时代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之后说：“即时不甚乱，而其发言哀断，不与枯荄变谢者，亦必逐臣、弃妇、孳子、劳人；愚慧相倾，惛算相制者也。此亦一人之时也。①”指出了作家个人不幸的生活经历与动乱的社会现实一样是产生好作品的先决条件，在这条件下产生的作品都是“发言哀断”，即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这一点，就连论诗重在妙悟的严羽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尤能感动人意。②”
因此，我们说：作家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是许多好作品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浓郁悲剧性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悲”音动人，“穷言易好”
--审美传统的因素
我们前面论述的社会政治和作家遭际的因素，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那些只是客观外在的因素，要探究古代文学悲剧性色彩的成因，我们当然不能就此止步，还要进一步探讨其主观的内在的因素。这需要对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在他们那初级的审美活动中所感受到的主要是狂喜，是愉快，那时的美感是与快感结合在一起的，能给人以快感的事物即被认为是没的。到了奴隶社会，由于阶级的出现，奴隶被逐渐剥夺了起码的从事审美活动的权利，而在奴隶主那里，审美意识却有了很大发展，奴隶主阶级逐步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审美要求，对以乐为主的艺术活动加以限制，使美感与快感逐渐区分开来，他们欣赏和提倡的是“安以乐”的“治世之音”，强调的是中和之美，并通过“礼”将其加以规定。这种审美标准维持了很长时间，到春秋时期逐渐为人们（包括下层人民、新兴封建主及部分奴隶主）所厌弃，人们的审美心理终于从以快为美的一极走向以悲为美的另一极。表现在音乐欣赏方面，“以悲为美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一种突出的审美要求。在人们的心目中，它的价值高出于对喜乐曲调的爱好，似乎曲调愈悲，感人愈深，而悲到极点，也就美到了极点，高尚到了极点。①”这种审美观念，开始于春秋，风行于战国，延续于两汉，逐渐积淀成为民族的审美传统，历久而不衰。
事实正是如此。现存的春秋战国以至两汉的典籍中，谈到音乐的许多文字，都以“悲”为音乐美的标准。如《韩非子·十过》中晋平公问师旷语：“《清商》固最悲乎？”“音莫悲于《清征》乎？”《韩诗外传》卷七：“夫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淮南子·齐俗训》：“徒弦则不能悲。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王充《论衡·超奇》：“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等等，都证明那时人们欣赏音乐以悲为美，演奏音乐以悲为追求的目标。是否能感受音乐中的悲感并且成了是否懂得音乐的标志，如王褒《洞箫赋》云：“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正因为如此，在历代许多音乐题材的作品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①”
可见以悲为美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早已成为人们的定势心理反应，并影响到包括文学创作和欣赏在内的其他艺术活动了。
陆机《文赋》开始以“悲”论文，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悲感成了评价其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这一方面进一步引导了读者的审美心理，使前代文学作品中那些具有悲剧色彩的制作更受人们喜爱，另一方面则更引导了后来作者的艺术追求，使他们尽力地创作这样的作品。这种主观上的追求与不同时代动乱的社会生活和作者各种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互相沟通，势必导致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更多地涌现。这类作品的大量涌现，由于它们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则更助长了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使悲剧性作品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作家的创作。至中唐，韩愈将此上升为艺术的规律：“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①”使得其后论诗谈艺者，无论其艺术主张如何，便不可能舍“悲”而言。
  正因为传统的审美心理是以悲为美的，使得文学史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作品本来写的是极为欢愉之事，也总要带上一定的感伤和悲愁成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始极写兰亭集会之盛、之乐，后来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休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煞风景话题上去，大发起“痛哉”、“悲夫”之类的感叹来。这样的感情是否真实，原是值得怀疑的，但却深为历代文士所推崇和效法。王勃《滕王阁序》，在思路上即模仿《兰亭集序》，先写集会之盛，秋色之美，后来写到“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上去了。王勃作此序时年纪很轻，也没有遇到多大挫折，这样的伤感情调显然来自前人作品。然而，《滕王阁序》也成了历代家弦户颂的名作。与此相反，那些仅止于极写欢愉之情的作品，却很难受到人们的赞赏。如孟郊《登第诗》：“昔日龌龊不足惜，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诗写出了一个封建士子科场获胜后的无比欢悦之情，显然出于真情实感，但却由于“志气充溢”，被后人讥为“器宇不宏，何其鄙邪！”审美传统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传统审美心理是以悲为美的，所以有不少的作者尽管没有什么不平，也要为文造情。一些颇有才气的作家也有这种情况。张耒评秦观词有云：“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①谢榛指出当时文坛“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②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少年轻人初学写作，便追求怎样说愁道苦。“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③决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有人闹出了“为求诗对好，不惜两重丧”的笑话。这种缺乏真情实感的效颦之作，更多地出现于科举考试之中。章学诚曾剀切地指出：“科举撰百十高第，必有数千贾谊，痛哭以吊湘江；……吏部叙千百官位，必有盈万屈原，搔首以赋《天问》。”④袁宏道所谓“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则是针对整个文坛发出的针砭之辞。这类现象从反面证明了以悲为美的传统审美心理对创作起了何等的制约作用。
    以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的成因。应当说明的是，在优秀的作品中，三方面的因素往往是共同存在、交互为用的，本文对此分别论述，只是为了行文方便，绝非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看待。三方面的探讨，也仅是初步的，未必深入全面，但是中国古代何以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作品如此之多，或可借此略知大概。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