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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文教育”论纲 兼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

[10-16 16:56:16]   来源:http://www.51jxk.com  综合语文教学资料   阅读:8379

概要: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无限度地膨胀了公共话语空间,而大肆鲸吞了个人私语的领地,使之趋于零!检视教材,公共话语充斥于每页每行,哪怕一丁点儿的个人私语也被强制性地“解读”成是滚滚历史洪流裹挟下的公话(如《荷塘月色》)。公共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叙述,已然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的既定习惯和下意识。我们总是用社会历史的宏观叙事来压抑自我的真实感受,总习惯于化小我为大我,每想说“我”,却说出“我们”!潜移默化中,我们泯灭了自我,泯灭了个性精神,越来越“伪圣”起来,虚假起来。一个人,经过十几年中国语文教育的“面命耳提”、“循循诱导”,走上社会提笔或张口时,早已下意识地学会了“用公共话语剔除个人私语”,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的本能!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整体面貌就是:膨胀公话,强塞公话,消泯私语!中国语文教育界,很少有人从精神哲学层面去思考语文教育,思考语文教育对人的精神的实质箝制,思考此问题的极度严峻性!本体论:由“应用”为本,到“精神”为本语文教育,是以“垫定人的精神根底”为根本,还是以“实际应用”为根本,这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五四后尤其近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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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无限度地膨胀了公共话语空间,而大肆鲸吞了个人私语的领地,使之趋于零!检视教材,公共话语充斥于每页每行,哪怕一丁点儿的个人私语也被强制性地“解读”成是滚滚历史洪流裹挟下的公话(如《荷塘月色》)。公共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叙述,已然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的既定习惯和下意识。我们总是用社会历史的宏观叙事来压抑自我的真实感受,总习惯于化小我为大我,每想说“我”,却说出“我们”!潜移默化中,我们泯灭了自我,泯灭了个性精神,越来越“伪圣”起来,虚假起来。一个人,经过十几年中国语文教育的“面命耳提”、“循循诱导”,走上社会提笔或张口时,早已下意识地学会了“用公共话语剔除个人私语”,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的本能!
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整体面貌就是:膨胀公话,强塞公话,消泯私语!中国语文教育界,很少有人从精神哲学层面去思考语文教育,思考语文教育对人的精神的实质箝制,思考此问题的极度严峻性!
 本体论:由“应用”为本,到“精神”为本
语文教育,是以“垫定人的精神根底”为根本,还是以“实际应用”为根本,这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
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对此的认识一直是,以“实际应用”为本--或者“唯语言应用”,采取精神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或者先语言应用、后精神,应用第一,精神第二--总之“急用为先”。这,在本体论上是倒置的。语文教育本体论的实质恰恰相反,立人的精神为本,先精神、后应用,精神第一、应用第二。“新语文”应把这种倒置的本体论颠倒过来。五四后的中国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建筑在“语言工具论”的“生理学技能”意义上的,而不是建筑在“语言本体论”的“精神哲学”意义上的。
语言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运用技能。或者说,人一旦脱离语言,精神就没有了存在的处所与凭依,就失去了精神自我。
而人没有了精神,就不再成其为人!“语言”与“精神”与“人”,其实是“合二为一”进而“合三为一”!它们共生共长,“言”入,则“神”生,“神”生,则“人”立;“言”失,则“神”亡,“神”亡,则“人”非,它们本就是一体!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唯一“本质点”就是,人是一种“精神”的生物,而其他生物均无“精神”,因为它们无“语言”。“语言”的成长即“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即“人自我”的成长,是一回事。婴儿的“开蒙”是从第一个语词进入心灵开始的,语词的进入,首先是精神的启动、引燃意义,其次才是交际应用意义。
1,人先天地具有接受语言的生理机制。2,正因这种生理机制,人自母体中出生,就本能地渴盼着语言,期待语言的“种子”播洒到“心田”,从而长出郁郁葱葱的精神意识的“禾苗”,结出沉甸甸的精神意识的“五谷”。3,语言的“播种”,是人自我精神意识的肇始,是一种觉醒,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精神激荡”。因为从此他由“肉体”的“生物人”,一步跃入“精神”的“社会人”。人之为人开始了。所以,是语言使人成为人。4,语言又是一切人性的根基,一切“人的感觉”,都是基于语言的,是语言支配下的,诸如疼痒酸麻、爱恨情仇等等。语言之于人的精神的意义有多大!学语言,即成人的开始,即精神成长,训练着语言即训练着精神!所以“垫定人的精神根底”,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是无疑的。
可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盲点”。只浅尝辄止于表层,没有深入到本体论的内核。
这些年,偶尔也有人提“立人”,但这种“立人”,与五四新文化大师如蔡元培们的“立人”起了质的变化:
1,用“思想”来混淆“精神”。他们是立“思想(共性)”之人,不是垫定“精神(自我)”之人。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界一直没能区别“思想”与“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一直当作一个来使用。区别是,“思想”多是理念的、共性的、他者的,“精神”则是灵性的、个性的、自我的。“精神”是人的最基本的确证,是人性的基点,是人的“充分性”,人有了“精神”就充分证明了人。“思想”是人的“完整性”,是“精神”的高级阶段。但在扭畸的时代中,畅行着扭畸的“共性思想”往往抹杀压抑着“精神个性”,“精神个性”由此变异、固化、异化。“先学语言再学思想”的教学思路,使主体个性之人在形成“共性思想”的同时,“精神自我”却逐步丢失。
2,用“共性”来抹杀“个性”。它们是共性之人、他者之人、集团之人,不是个性之人、主体之人、独立之人。在这一点上,40年代之后,我们整体的教育观念比五四大师们全面退步。“新语文”要回到大师们的原点上去。
另外,20世纪30年代,世界哲学界发生了“震动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的转向”,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们深刻证明了“人在世的语言性”和“世界存在的语言性”。这种结论,为“新语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新语文”的提出由此而更增强了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
  操作论:由“举一反三”,到“举三反一”
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操作上的总体思路,即四个字“举一反三”。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言语的目的。前面师生对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历练,即“举一”,后面学生“循例”“繁衍”大量言语即“反三”。
“举一”的“一”,还指语言学习的局促性:一本教材、一个教师、一个教室、一个班的四五十个学生。每学期只凭一本教材、在一个教室中、在一个语言导师指导下、一班的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学语言。一本教材就“典范”地代表了所有语言,一个群四五十个学生就代表了整个生活,一个教师就是语言的唯一导师。
“举一”,讲究求甚解、深解,不厌其深透、不厌其细微,一篇文章讲它三四课时不在话下。“举一”的目的在于“反三”,让学生通过此“例子”,看语言怎么用。“举一”是数量少,“反三”是数量多。每学期最多30篇文章,1年也就60篇,中学6年最多也就360篇。试图通过360个例子的学习,让学生“繁衍”远远超出360篇的言语。因此,“举一反三”的妙蒂就在于“以少胜多”。   
这种“举一反三”的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这种总体思路,有成效,但不大,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大有关联。
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语言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言语“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无限加大后,才“奔涌而出”。进一步说,语言学习,不是仅凭一本教材、在一个封闭的教室中、在一个语言教师的“苦心调教”下、反复把玩几十篇文章,所能根本奏效的。 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交往范围的扩展,生活接触的广泛,才是形成言语能力的最根本的通衢!婴儿学口语的事实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等,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何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高?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更不讲究什么“深细透”的理法,他是在一个小社会中,在与众人的交往中,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言语“例子”!以平均每天听100句话计算,每句10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即365000字,两年即730000字!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学书面语,中学6年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是决非“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新语文,总体思路是,增大阅读量,打破封闭的教室,复归生活,引入大社会(与生活交往、阅读名著、接触网络等所有媒体),由阅读一本小书到阅读众多大书,纵身跃入语言(“交往”)的汪洋大海!
“举一反三”还导致了另两大弊端:1,重分析,轻感悟。由于过分强调“一”具有的典范性、规律性、指导性,强调语言学习在根本上可以“以点带面”、“以一当十”,所以就不惜气力把这“一”讲得“深细透”。用什么讲“深细透”呢?就是用西方化的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等等做“解剖工具”,这是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于是,40年代后,语文教坛出现一大盛景,西方化的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新三论、旧三论等,被成批趸入,不少充塞到课本中。而且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讲授方式”大量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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