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们说，如果作者不是从这一角度去写，而是从其它角度落笔，就不会收到如此鲜明的讽刺效果。“曲贵尖新”，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犹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心赖意灰，犹如听所不必听。戏曲是这样，散曲也是这样。 手法巧妙， 套曲这四个层次，安排的很好，从故事情节发展顺序讲，由远及近；从人们认识过程讲，由表及里。而这两种手法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统称层层剥笋法。四个层次恰好是从外到内，从下到上，逐层渲染，逐层深入，层层逼近，最后用事实说话，乡老们直截了当地骂了皇帝。我们看乡民们与刘邦相见的场面：向“那大汉”“施礼数”的人，距离刘邦要远些，刘邦觑的他们“如无物”。这傲慢神态已引起众乡老的反感。向刘邦“展脚舒腰拜”的乡老，距离刘邦比较近了。刘邦“挪身着手扶”，没有还礼，还装模作样，众乡老倒要仔细瞧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众乡老当然知根知底，自然也不管他是“刘三”还是“汉高祖”，在心里毫不留情地托刘邦训斥了一顿，这距离就拉得很近了，把刘邦底细全端了出来。我们说尽管骂的是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皇帝，但在君权为尊的封建社会，毕竟表现出作者的非凡见识，非凡胆略。所以讽刺的力量也越来越

画中之漫画剧中之喜剧——睢景臣《高祖还乡》(人教版高二选修教学论文),标签：语文教学论文大全,http://www.51jxk.com


我们说，如果作者不是从这一角度去写，而是从其它角度落笔，就不会收到如此鲜明的讽刺效果。“曲贵尖新”，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犹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心赖意灰，犹如听所不必听。戏曲是这样，散曲也是这样。 



手法巧妙， 套曲这四个层次，安排的很好，从故事情节发展顺序讲，由远及近；从人们认识过程讲，由表及里。而这两种手法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统称层层剥笋法。四个层次恰好是从外到内，从下到上，逐层渲染，逐层深入，层层逼近，最后用事实说话，乡老们直截了当地骂了皇帝。我们看乡民们与刘邦相见的场面：向“那大汉”“施礼数”的人，距离刘邦要远些，刘邦觑的他们“如无物”。这傲慢神态已引起众乡老的反感。向刘邦“展脚舒腰拜”的乡老，距离刘邦比较近了。刘邦“挪身着手扶”，没有还礼，还装模作样，众乡老倒要仔细瞧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众乡老当然知根知底，自然也不管他是“刘三”还是“汉高祖”，在心里毫不留情地托刘邦训斥了一顿，这距离就拉得很近了，把刘邦底细全端了出来。我们说尽管骂的是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皇帝，但在君权为尊的封建社会，毕竟表现出作者的非凡见识，非凡胆略。所以讽刺的力量也越来越加强，乡民们开始感到滑稽，到最后感到气愤，要和皇帝算账，这就使套曲的讽刺具有犀利性和嘲弄的意味，从而很好地表达了主题。 


     2、虚化历史，塑造艺术典型的创作方法。 套曲所描写的“高祖还乡”故事，并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不过只是借“还乡”为事由而进行大胆虚构的结果。曲中那个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流氓无赖式的高祖刘邦，完全是作者虚化历史进行大胆虚构所创造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典型所要揭露和讽刺的，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特别是元朝的皇帝。作品里所写的“社长排门告示”，是元代出告示的特殊方法；所写仪仗，也完全根据元代制度。这些，都是作者借历史故事而讽刺现实所作的暗示。由此可见，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是有区别与联系的。 



    3、借助戏曲代言体形式的独特叙事角度。 元代散曲一般都是“自抒胸襟之作”。《高祖还乡》虽是散曲，却采用了戏曲的代言体形式，以一个乡民眼中所见来写高祖还乡情况。全篇语言皆出村民之口，统统按农村中常见的事物和农民惯用的语言加以描绘，充分体现了那位农民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和认识水平。一方面，在看似嘲笑乡民“有眼不识泰山”的“保护色”掩护下，彻底抹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环，撕掉其所谓“真命天子”的虚伪面具，充分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流氓无赖的本来面目；同时另一方面，作者借乡民之口嬉笑怒骂，巧妙地运用“变形”手法，赋予皇帝庄严华丽的外表以极其荒诞的内涵，如把皇帝的旗队、仪仗队、卫队侍从说成是“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甜瓜苦瓜”、“天曹判”、“递送夫”、“多娇女”等等，也造成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强烈的反差，从而收到寓庄于谐、滑稽可笑的强烈讽刺效果。 


全曲结构完整，有人物、有故事、有场景，写法新颖奇特，文笔诙谐幽默，风格泼辣奔放，谈笑中饱含褒贬之情，是画中的漫画、剧中的讽刺喜剧，情节富于戏剧性，选取了了几个关键性的场面，加以组合、渲染，逐层深入地揭示主题。皇帝返乡，可写的事很多，这里，作者仅选择了三个物景：即乡民的准备，“车驾”进村时的“盛况”，乡民面对面的斥骂。但又不是平均用力，而是重点突出。如果说前两个场面，重在讥讽，那么，最后的场面则旨在揭露鞭挞，是“重头戏”，对深化主题至关重要，所以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反映了作者剪材、运笔的功力。 



通过人物的外形、动作，表情和语言的刻画，表现其性格。刘邦、社长、王乡老、赵忙郎、乡民，他们地位相异，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遍然不同。这一特色，套曲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4、语言通俗、生动、泼辣、诙谐，富有表现力。 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明人何良俊在《曲论》中进一步阐述：“著不得一个太文字，又著不得一字张打有雨，新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则令人绝倒已妙。”《高祖还乡》的语言正体现出这些特征。“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云，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现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迷惑不解。“ 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 ”完全是通俗的口语，通俗易懂，而“耽”字又见文字之锤炼。“耽”，嗜好。这说明刘邦早在做亭长时，就贪杯无形。“ 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多么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它让读者看到“ 众乡老展脚舒腰拜 ”时本是低着头的，可他们总想看看“那大汉”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所以趁着那大汉“挪身着手扶”时，便“猛可里抬头觑”，一觑之下仿佛认得，所以就来了个“觑多时”并“认得出”就是“刘三”。所以紧跟着“险气破我胸脯”。“觑”，细看。因那大汉下了车，众乡老就不能不看到，这只是粗看。要细看，得找时机，“猛可里抬头觑”，即猛然间去细看。 



作者还用乡民的口吻来写，这就非常切合乡民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又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如对皇帝的旗帜、仪仗、器械的描写，作者是用农村常用的事物来作比喻的，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气息很浓，而且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透露出了诙谐和嘲讽的意味。当套曲写到乡民很气愤和刘邦算账的时候，套曲言词非常尖锐，语气激烈，有一种寸步不让、不容反驳的咄咄逼人的力量。 


    善于吸收俚辞俗语入曲，且运用自如。如用“乔男女”、“妆么大户”，以嘲讽逢迎拍马小人的可笑可憎，用“天曹判”、“多娇女”来描写侍卫和宫女的呆若木鸡：又用“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刻画皇驾仪仗的滑稽可笑。这样描写，形象生动，自然浑朴，又极富幽默感，也突出了散曲语言通俗明快的特点。 



    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觉且蛤蜊味，别与知味者道。”这是钟嗣成品味完全部元散曲后得出的结论，用“蛤蜊风味”来区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说白了就是正言若反，黄歌当初，嬉笑怒骂智皆成文章。幽默、诙谐、嘲弄、讽刺兼用，并由此构成它的蛤蜊味。封建正统诗文是要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可散曲作品是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的。睢景臣正是以散曲这特有的风格--蛤蜊味--豪爽、泼辣，非常恰当地表述了一桩端庄、严肃的思想。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