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铸剑》里这种象征主义手法的独特和成功，使我把它和《阿Q正传》并列为鲁迅小说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两篇，后者是现实主义的极致，前者是象征主义的极致。假如鲁迅的作品随着时间的考验仍要消失，这两篇一定是最晚消失的。二、论鲁迅作品中的一些现代派文学倾向 鲁迅的《明天》和《弟兄》，在他的小说集中是比较特殊的两篇。在他大部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取典型的人、典型的事，在故事的矛盾展开中表现这种“典型”。这种“典型”是什么含义呢？是带有社会上各种同类人物的普遍特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这种特征，是有“特殊”的“一般”。譬如阿Q，就是带有中国人好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这种“普遍特征”，但又用精神胜利法这种“特殊”突出了这种“一般”的特征。作家通过描写这种“特殊”的典型来表达“一般”。《孤独者》、《端午节》、《肥皂》等大部分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手法。但《明天》却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不同于这种现实主义手法的描写。单四嫂子实在太普通了，思想、言行都没脱一个一般的底层妇女、农村寡妇的基本状态，实在不足以找出“特殊”之处。婴儿生病，受迷信和庸医延误也受一个农村寡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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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里这种象征主义手法的独特和成功，使我把它和《阿Q正传》并列为鲁迅小说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两篇，后者是现实主义的极致，前者是象征主义的极致。假如鲁迅的作品随着时间的考验仍要消失，这两篇一定是最晚消失的。

二、论鲁迅作品中的一些现代派文学倾向

鲁迅的《明天》和《弟兄》，在他的小说集中是比较特殊的两篇。
在他大部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取典型的人、典型的事，在故事的矛盾展开中表现这种“典型”。这种“典型”是什么含义呢？是带有社会上各种同类人物的普遍特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这种特征，是有“特殊”的“一般”。譬如阿Q，就是带有中国人好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这种“普遍特征”，但又用精神胜利法这种“特殊”突出了这种“一般”的特征。作家通过描写这种“特殊”的典型来表达“一般”。《孤独者》、《端午节》、《肥皂》等大部分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手法。

但《明天》却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不同于这种现实主义手法的描写。单四嫂子实在太普通了，思想、言行都没脱一个一般的底层妇女、农村寡妇的基本状态，实在不足以找出“特殊”之处。婴儿生病，受迷信和庸医延误也受一个农村寡妇家庭的贫穷之限而死去，周围人物于是给他安葬，都实在太一般了，找不出一丝“特殊”之处。巴尔扎克、狄更斯、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们是绝对不会这样写的，他们要写，必定会在这种普遍的悲剧之中找出一些特殊的地方来突出这种悲剧，譬如单四嫂子的身份写得特殊一些（贵族、革命者后裔？）或更为低贱（农奴？），孩子病死的过程也更特殊一些（神汉巫婆借孩子做文章？单四嫂子为孩子哭死？）。这种太一般的东西按照现实主义手法的要求是犯了文学的大忌，太平淡乏味的，要写，也只能写作一种配角和陪衬，烘托那些“特殊”的典型，决不能拉来独自成篇。

但《明天》却竟然真这么写了。单四嫂子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寡妇，对孩子的疼爱也只是一个普通农村母亲的疼爱而已，孩子死了之后也得照样生活，哭过了也一样要睡去，作者还在好几处用平淡口气特意点出“单四嫂子”只是一个“粗笨女人”。蓝皮老五和红鼻子老拱对单四嫂子的一些男女想法也只是普通的农村单身汉对一个寡妇的想法而已，既无特别猥琐之处也无特别高尚之处。王九妈的“热心帮忙”和何小仙、药房伙计们的“翘了长指甲”慢慢按脉、开方、包药也不过是一向的常事，并不是跟单四嫂子特别过不去。连孩子，也不过一个普通的三岁小孩而已，绝无特别伶俐、聪明之类能特别引起人们同情的地方。总之，文中的各种人物都找不到什么特殊之处，都是真正的“一般”，按现实主义手法的要求都无法做“典型”。

然而全文触动读者心灵的正是这些真正的、毫无特殊之处的“一般”构成的氛围。这些人物都太一般，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来看可以说形象淡薄，没有什么鲜明的人物形象。鲁迅在这篇作品里要刻画的也不是什么形象鲜明的人物，只是一种普遍的氛围。在这种真正的一般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寡妇和他的孩子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里的悲惨命运，更看到了人世间这些无知无觉的底层人们的普遍生活悲剧。他们草木般出生，草木般随着外界的刺激发生没有意识的反应，而后草木般死去。同情、爱，以及随着这些同情和爱一起产生的对自身更高生命的自发的无意识的追求，这些一个健康社会里人群的标志，早已不复存在。

鲁迅这篇作品里描述一种无知无觉的人们构成的氛围、而不刻画人物的独特手法在中国文学里是无从比较的，没有类似的作品。但若去同西方文学相比较，我们发现，其实这正是欧洲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福楼拜的短篇小说里最著名的是《一颗淳朴的心》，描写一个普通的女仆从小到大到老到死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女仆，父母死了，由别的农户收养长大，不曾受过任何教育，在田庄里干活后来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当女仆直到年老死去。年轻时谈过一场普通的恋爱，老了像一个普通的老妇人一样喜欢孩子，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亲热，后来又把一只鹦鹉当作爱人一样亲热。忠心耿耿地服侍主人到老，虔诚地信仰宗教。在福楼拜之前的作品中，作家们总是试图描绘有知觉、有思考、有自己的主观能动反应，对社会现象、道德都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的人，用这些人的看法去对抗流俗的道德。同这些前人的作品相比，福楼拜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她的无知无觉，在周围那些有“知觉”、有“思想”的人群中她以自己无知无觉的淳朴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道德已普遍不复存在的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种良心。福楼拜的另一篇名著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也突出了这种“无知无觉”。外省女子包法利夫人渴望热情，试图在那些庸俗的外省资产阶级男子中寻觅中世纪似的传奇浪漫爱情来满足这种热情，却只谈了几场充斥着虚荣心的庸俗恋爱，最后家庭破产服毒死去了。同前人笔下的那些同类女子（譬如巴尔扎克、梅里美笔下的）相比，她并无什么思想，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无人告诉过她美和爱是什么，她只是凭着一种渴望生命的热情极力想去寻找点什么，却只寻到了几场充斥着虚荣心的庸俗恋爱，她极力想把这种虚荣和庸俗点缀成中世纪似的传奇和浪漫的结局是家庭破产。

福楼拜凭借这两部作品成为欧洲现代派文学思潮的最早源流（其他作品里传统风格占主要地位）。他在这两部作品里对“无知无觉”的人们的描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风格。马克思的小女儿在《包法利夫人》的英译本序言上激动地写道“一种新的艺术法典诞生了”。这确实是一种新的艺术法典。后来的现代派文学家们虽然具体风格各异，相互间也不太看得起对方的风格，但无不承认福楼拜开创的大方向同他们努力的方向相合。乔伊斯认为“福楼拜的作品还可以看看”，普鲁斯特则为福楼拜写过详细的评论，用意自然在于借福楼拜为当时的新文学艺术在理论方面扫清障碍。后来的现代派作家们从“无知无觉”这条路上出发，在各种方面都比福楼拜走得更远。

现代派文学的集大成者乔伊斯在1905年左右写下了他最早的作品，后来结集为《都柏林人》出版的12个短篇小说。这十二个短篇被当时的传统评论家们认为“愤世嫉俗，毫无特色”。从这八个字里我们已经能想象得出这些作品的特色：毫无传统文学要求的形象鲜明的人物，毫无传统文学要求的有“矛盾发展”的故事结构（只在最后一篇《死者》里讲究了一点故事结构），总之，毫无任何传统文学要求的“典型”，作品里只描写一种普遍的死气沉沉的氛围，人物、故事本身根本若有若无。因为死气沉沉的氛围所以被传统评论家们认为“愤世嫉俗”，因为人物、故事的平淡、毫无典型性所以被传统评论家们认为“毫无特色”。
传统文学的要求是“好”要“好”出特色来，“坏”也要“坏”出特色来。《一颗淳朴的心》和《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虽然同前人作品中的人物相比已经是“无知无觉”、很无特色，同《都柏林人》以及同期的现代派小说相比，仍然显得“有知有觉”，人物还很有主动去寻找一些朦胧东西的主动性。《都柏林人》里的人物，是全无自己的思想主动性可言的，人们在精神已经消失的境地里追随着各种世俗成见、虚荣心生活，这些世俗成见、虚荣心就是他们头脑里的全部思想。他们“好”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毫无特色”。

鲁迅《明天》的内蕴，正与这些欧洲现代派文学家们的早期创作主旨相同。对无“典型”的普通人群中那种“无知无觉”的气氛描写，是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描写同传统手法仍然有很多共同之处，只是把传统手法里的“典型”性“写实”变成了纯粹的、彻底的“写实”。《一颗淳朴的心》和《都柏林人》都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派文学。但从这个出发点往前发展，就产生了各种成熟的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现代派文学。《尤利西斯》里的各种人物都从《都柏林人》中产生，各种全新的文学手法也可以从《都柏林人》中找到原始痕迹。

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弟兄》也是一篇比较特殊的小说，描写在“鶺鸰在原”、“兄弟怡怡”的背后，当弟弟被怀疑得了可怕的流行病即将死去的时候，哥哥想到他一人支撑两家生活即将面临的困境时的心理活动。在生活的压力下，“兄弟诒诒”出现了裂痕，虽然只是短暂的心理上的裂痕。弟弟的病查明了只是小病，生活又可以照常继续下去，兄弟仍然“诒诒”，天下太平。鲁迅别的作品都有明显社会批判的意图，写病态的人们，“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篇小说取材却似乎跟社会批判无关，只描写了弟弟面临病故时哥哥的心理活动，并不至于说弟弟的病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这篇小说的真正含义，在于通过哥哥的心理活动，表现那些仍然保守着真正的传统道德的人们在破落社会中的困境，这些困境使得残存的这么一点道德也将慢慢消失，最终沦落为虚伪。哥哥的心理活动虽然是短暂的，虽然始终也没想到要抛弃弟弟的家人，而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家人，但从他准备牺牲自己家人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已看出了兄弟的不能再“诒诒”，他已经或多或少在想在这种时候抛弃弟弟的好处，他在行动上没有背叛弟弟，但在自己的隐秘内心里、在道德感上已经背叛了。这篇小说，可以说揭示的是在道德普遍消失的年代里仍然保留着一些道德的人们心理上的负罪感。已经无道德的人们是不会有负罪感的，但这些道德即将在心里慢慢消失的人们却在消失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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