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内容简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本文从类型化人物典型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单一性、稳定性、和谐性,为主引证分析得出《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成就:以类型化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同时试图通过如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类型化艺术的局限: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体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作者主观情感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的不利影响:欲益实损。 关键词：类型化 典型 性格化《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豪杰。有的是治世之能臣，有的义薄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芳千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各具特色，栩栩如生。《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其人物塑造成就是肯定的，无庸质疑的。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应用并发挥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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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本文从类型化人物典型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 单一性、稳定性、和谐性,为主引证分析得出《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成就:以类型化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同时试图通过如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类型化艺术的局限: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体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作者主观情感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的不利影响:欲益实损。    
关键词：类型化   典型    性格化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豪杰。有的是治世之能臣，有的义薄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芳千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各具特色，栩栩如生。《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其人物塑造成就是肯定的，无庸质疑的。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应用并发挥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从而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然则，在个别人物塑造上却缺少动感，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未能脱离全知全能的叙事框架，明显带有讲史话本痕迹。本文试图从成就与不足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
将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发挥到极至，是《三国演义》中成功塑造人物的主要成就。所谓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现。它在人物典型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排除怪诞、杂乱因素，明确，集中的表现生活本质的作用。《三国演义》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由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地位。绝大多数人物形象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如刘备的仁。作品多方面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人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二回）。陶谦临终时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刘琮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如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身矣！’”[1]  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刘琮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2] 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授命屯住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心”。 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3]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 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4] 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5]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大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道，望江陵而去。襄阳城中百姓，多有趁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6]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玄德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从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还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7]行至当阳，果被曹操亲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呼!”[8]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得胜利。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诸葛亮的忠贞。诸葛亮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只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而竭忠尽智，为蜀汉的事业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几乎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赤壁之战，他孤身赴吴，身临险境，贯彻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又乘胜智取荆襄，进军益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白帝托孤后，他顾命辅幼主，独撑危局。内修政事，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贞。
  曹操的奸。曹操阴险残忍，虚伪见奸诈，信奉“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9]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小说从正统观念出发，通过逼献帝，杀伏后，称魏王，加九锡等情节，突出其欺君罔上。又通过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垕之头以抚军心，借扰乱军心之罪名杀死杨修，以及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他的残忍奸诈。
关羽的义。关羽不但勇武过人，而且义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写关羽威武而儒雅的行貌神态，更以夸张的笔调写关羽辉煌的业绩。但作为“义绝”的 关羽形象，其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道义人格。他始而随刘备，不畏艰险；继而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来奔；最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另外如董卓的残暴，赵云的勇，周瑜的心胸狭窄，张飞的鲁莽等。
 
（二）稳定性。《三国演义》中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缺少纵横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即使有某些变化，也不是内在性格的变化。这是因类型化典型强调的是本质、一致、必然、普遍，这些都是稳定的，缺少发展变化的。如曹操从幼年到年老死去几十年时间里，其奸诈狠毒的性格就没有多少变化。曹操年少时比较贪玩“游荡无度”，他的叔父经常向他父亲反映，曹操很头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出面目扭曲的样子，叔父向他父亲汇报，于是曹蒿找到儿子询问病情，不料操安然无恙。答道：“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10] 曹蒿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报告了。曹操从此之后就更加放肆了。《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攻打袁术时，军粮短缺，操命管粮官王垕：“可将小斛权且救一时之急。”士兵皆言丞相欺众。曹欲借王垕头示众。王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曹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入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已呼刀斧手杀之，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为了平息士兵对自己的怨恨，稳定军心，曹操竟然去杀死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人，他的奸诈狠毒叫人心寒。当俘虏张辽后，张不但不肯投降，还破口大骂，曹操被惹火了，亲自拔剑想杀张辽，被刘备与关羽劝阻后，立刻掷剑大笑：“我亦知文中义，故戏之耳。”并亲自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感情如闪电般的转瞬即变，令人瞠目结舌而脊背发凉。“杨修之死”更显曹操的奸诈无常。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对修的厌恶仍不露声色，杨修一错再错，致使曹操已起要杀死杨修的心。但曹操仍然隐藏的很好，竟连杨修这么聪明的人也全然没有察觉，最后终于被曹操借惑乱军心的罪名将杨修杀死。可见曹操的奸诈狠毒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小说第十四回的“徐州屠城”，第二十四回的“许田打围”，第三十三回太医吉平毒杀曹操未果，而被曹操截下其九指。后吉平撞阶而死，操令分其肢体。第二十四回汉献帝的衣带诏书暴露后，曹操大开杀戒，将董承等五人连同全家上下七百余人斩首，还余怒未消，带剑入宫，欲杀董妃，汉献帝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逆种，为母报仇乎？”[11]即令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外。曹操的奸诈残暴例子很多，比如：杀华佗，杀孔融，杀帐前侍卫等等。与他有仇的他杀，害他的，他杀，无辜的，他也杀。使人不由心寒。其奸诈凶残的特征使人过目不忘。另外如周瑜的心胸狭窄、嫉恨贤能，张飞的勇猛、莽撞，诸葛亮的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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