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仅师承前人，韩愈仍无法成为一代文宗，只有务去陈言，力求独创，才能有所收获。人们归结韩愈文风，一般为雄奇、奇伟，总不脱奇字。李肇甚至在《唐国史补》中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可见尚奇尚诡，正是韩愈独特之处。韩愈自己亦称“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其继承前人却又复变求奇之心，可见一斑。这就要求古文创作“能自树立不因循也”。求新求奇对于韩愈而言，就是务去陈言、自铸伟词、避熟就新。韩愈古文，对于“奇”字的追求，不仅是语言，更在构思、结构诸方面，以奇胜，以气胜，达到构思精奇、语言新奇、气势雄奇。但由于韩愈矫枉过正，也曾有些“怪怪奇奇”惟求冷辟艰涩的作品，加之后人曲解，只在字句上求奇涩，而置韩愈曾说过“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于不顾，继韩愈之后有的韩门弟子一度流入求奇求怪的艰涩境界，古文运动以致消声匿迹。直至北宋初年，永叔复起，倡导文学革新，再度提倡韩愈散文，当时永叔观点有三：一，反对奇涩怪僻之文；二，简而有法；三，倡论平易流畅优美工作。当永叔领袖文坛之前，太学体风靡一时，但求奇怪冷僻，故作艰深古奥，永叔对这些深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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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师承前人，韩愈仍无法成为一代文宗，只有务去陈言，力求独创，才能有所收获。人们归结韩愈文风，一般为雄奇、奇伟，总不脱奇字。李肇甚至在《唐国史补》中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可见尚奇尚诡，正是韩愈独特之处。韩愈自己亦称“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其继承前人却又复变求奇之心，可见一斑。这就要求古文创作“能自树立不因循也”。
求新求奇对于韩愈而言，就是务去陈言、自铸伟词、避熟就新。韩愈古文，对于“奇”字的追求，不仅是语言，更在构思、结构诸方面，以奇胜，以气胜，达到构思精奇、语言新奇、气势雄奇。
但由于韩愈矫枉过正，也曾有些“怪怪奇奇”惟求冷辟艰涩的作品，加之后人曲解，只在字句上求奇涩，而置韩愈曾说过“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于不顾，继韩愈之后有的韩门弟子一度流入求奇求怪的艰涩境界，古文运动以致消声匿迹。
直至北宋初年，永叔复起，倡导文学革新，再度提倡韩愈散文，当时永叔观点有三：一，反对奇涩怪僻之文；二，简而有法；三，倡论平易流畅优美工作。
当永叔领袖文坛之前，太学体风靡一时，但求奇怪冷僻，故作艰深古奥，永叔对这些深为不满，这就与韩愈有了区别。韩愈不仅自己避熟就新，而且对于为文奇险的扬雄、樊宗师也极为推尊。对此，永叔深表不满，他在《绛守居园池记》中评樊文云：“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般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般庚书。”可见永叔对此的深恶痛绝。
对待前人，永叔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对待当时太学体，永叔更是不顾情面地纠谬。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件学案就是嘉佑二年知贡举力纠文风之事。欧阳发等叙述永叔事迹记此事云：
　　　　“嘉佑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
　　相尚， 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
　　语，怪诞如‘周公　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太平
　　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 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
    ，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
    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
    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由此可见欧阳修力纠怪僻文风的决心。
 在破除旧弊之后，在文章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方面，永叔又主张简而有法和流畅优美自然。
“简而有法”出自《尹师鲁墓志铭》，尹洙为文谨严，不事繁缛，故永叔称其为文“简而有法”，表现出永叔对于文章的普遍要求。要求内容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意深言简，善于剪裁。“止大节，期于久远”（《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这是永叔长年修史得出的经验。要做到文章的简而有法，除了善于取材、布局外，语言的精炼和概括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朱子语类》中曾记载永叔炼字一例：
　　　　“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
　　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周必大在《欧阳文忠公集序》中也说：
　　　　“前辈尝闻公作文, 揭之壁前，朝夕改定，今观
　　手书《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本亦至再三，而
　　用字往往不同。”
从这些例子中可见永叔对于语言锤炼和形式技巧的重视。
但永叔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简约，“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稍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洁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这就又提出了自然之至和平易优美的要求。永叔自己作文，就是以平易优美做为最高要求的，《醉翁亭记》一文三百余字，二十几个“也”字，使文势迂徐往返，流畅回环，读来荡气回肠。要做到优美，则必须大量借用骈文声律句式，永叔不仅仅推崇古文，亦推崇西昆刘杨诸人之作和骈文佳作，永叔自身也是骈文大家。正因为永叔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的散文才达到了流畅优美的极致。
永叔主张流畅自然、反对古奥艰深的文风同他对于道的见解是一致的。因为他主张道应该是“易知而可法”，其文则必须是“易明而可行。”这一观点对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退之到永叔，人们的审美旨趣发生了一种变化：即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个体文风的转变，更是整个创作群体风格的转变，也就是由唐代文学向宋代文学的转变（这两个文学时代划分并不是年代的划分，而是根据文风划分而冠以朝代之名）。这种风格的转变原因很复杂，除了文学自身发展原因之外，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各方面融合在一起影响着文学的风格。如韩愈所在的中唐，虽离开天盛世久矣，但盛唐气象余波仍在，唐朝人固有的自信和骄傲仍影响着中唐人的心理，韩愈新儒学也是横空出世，所以，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中，仍能感觉到如潮水般的雄浑气势，所以，纵是奇、险、怪，也烘托出一份雄伟壮观的气势。对于永叔来说，宋朝并非一个强盛的帝国，内忧外患使人们失去了汉唐时泱泱大国的自信，理学的诞生、三教的合一、朝延的偃武修文苟且偷安使人们失去了外向刚健的民族性，而转向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和修养。城市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暂时稳定使士大夫又追求声色之娱，人们的审美观由盛唐时的追求刚健雄壮转为对圆熟、优美、流畅的欣赏。反映到文章上，也就形成了平淡隽永、和谐优美的风格。所以韩欧二人文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理论修养积累所得，更是整个社会需求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和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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