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聂绀弩杂文最富理趣美的是那些驳论性的杂文。这里，我们且以《论怕老婆》为例来赏析他这种杂文理趣美的艺术魅力。本文以反驳胡适的一个荒谬可笑的论点为引子，深刻表达了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胡适的论点是：“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聂绀弩这篇反驳他的文章，全文分六节：一、问题的提起；二、怕老婆者怕老公之反常现象也；三、怕老婆不一定是真怕老婆；四、真怕老婆在老公是天公地道，在老婆是遇人不淑；五、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更未必好；六、结论。从题目和小标题看，本文同鲁迅的杂文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仿佛。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创造。胡适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作者在第一节，一口气摆出“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胡适的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什么“学生应‘多做梦’”论、“五四不是政治运动”论等等，再推出本文所要反驳的论点，暗示人们，胡博士的荒唐怪论要比“孤陋寡闻”的作者所了解的多得多。作者显然对论敌充满轻蔑和嘲弄之情，但又不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先以从容、婉曲、轻松、幽默的笔调，在二、三、四节中大谈其对“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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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杂文最富理趣美的是那些驳论性的杂文。这里，我们且以《论怕老婆》为例来赏析他这种杂文理趣美的艺术魅力。本文以反驳胡适的一个荒谬可笑的论点为引子，深刻表达了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胡适的论点是：“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聂绀弩这篇反驳他的文章，全文分六节：一、问题的提起；二、怕老婆者怕老公之反常现象也；三、怕老婆不一定是真怕老婆；四、真怕老婆在老公是天公地道，在老婆是遇人不淑；五、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更未必好；六、结论。从题目和小标题看，本文同鲁迅的杂文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仿佛。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创造。胡适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作者在第一节，一口气摆出“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胡适的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什么“学生应‘多做梦’”论、“五四不是政治运动”论等等，再推出本文所要反驳的论点，暗示人们，胡博士的荒唐怪论要比“孤陋寡闻”的作者所了解的多得多。作者显然对论敌充满轻蔑和嘲弄之情，但又不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先以从容、婉曲、轻松、幽默的笔调，在二、三、四节中大谈其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在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社会，“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是老婆怕老公，男子汉大丈夫奉行的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孔子），“到女人那里去，切莫忘记带鞭子”（尼采）的“至理名言”。在这种社会里，所谓的“怕老婆者”，是“怕老公的反常现象也”。接着作者又指出，被人们认为是“怕老婆”的，“不一定是真怕老婆”，是人们的误解，是种假象，其情况有三：“第一，有以敬爱老婆为怕老婆者”；“第二，有以失掉眠花宿柳，偷情纳宠的‘自由’为怕老婆的”；“第三，有以不屑与老婆计较为怕老婆的”。再接着作者也承认在旧社会里存在着个别的“真怕老婆”的人，这一般是：老公在肉体和精神上有严重缺陷，在德、才、貌上远不如老婆的人；一切都仰赖老婆的“驸马都尉”和其他的“豪门赘婿”；劣迹多为老婆知道，怕被张扬出去的贪官污吏；要利用老婆“献美人计，拉裙带关系”的等等。由上介绍可见，作者确是多侧面、多层次地对“怕老婆问题”作了辩证而深入的论述。在论述中，作者又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实，对世态人情作深入细致的解剖，他“含笑谈真理”（贺拉斯语），行文诙谐风趣，机智幽默，因此这三节不仅说理透彻而且生动有趣，是全文最精彩之处。第五节指出胡适说的“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也未必“好”。严格说全文至此仍未对胡适的论点作直接有力的反驳，真正的反驳是在第六节简短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才叫民主；而怕老婆和怕老公都与民主无关。由此，他尖锐揭露和嘲笑胡适论点的荒谬和可笑，并在这位“堂堂学者，大学校长”的尊范上涂上了“胡说万岁”的“白粉”。《论怕老婆》在聂绀弩驳论性杂文中是较特别的，它不像一般驳论文章紧扣论敌谬论展开全文，而只是把后者作为引子，而把主要篇幅用来论述他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这同胡适论点的明显荒唐和易于反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作者企图纠正社会上大多数人在这问题上的偏见，并借此表达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因而就有了本文这样的结构。本文确有婉曲有致、耐人寻味的理趣美。

此外，如《韩康的药店》是现代杂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名篇。在这篇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中，聂绀弩把汉代的韩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摆在一起。说的是，韩康有救人济世之心，他药店卖的药货真价实，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恶霸西门庆也开药店，但因卖假药，门可罗雀，生意萧条，他耍弄阴谋霸占韩康药店，但生意仍然不济；西门庆不久暴卒，韩康药店东山再起，门前人山人海。这篇杂文是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动派查封了深受群众欢迎的桂林生活书店，并在原地开设一家专卖“总裁言论”的“国际书店”，但生意冷落，无人问津。这篇杂文就是讽刺这一事件的，它没有什么议论，而是以小说故事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阎王开饭店，鬼都不进门”的道理，是轰动一时的名文。《阔人礼赞》极度夸张又高度真实地描写“阔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只在文章结尾有这样“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残缺国》和《我若为王》则是幻想虚拟的写法，后者虚拟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就是“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他的话将成为“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一切人都将对他“鞠躬”“匐匍”，成为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孤寂、耻辱、悲哀，文章结尾来了个大转折大飞跃：“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发现，把对君主制度、帝王思想的揭露和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至如《圣母》和《巨象》则在抒情性、象征性创造中，赞美劳动妇女，表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道理。还有如《天亮了》《梦》《独夫之最后》是对话式的杂文等等。以上都不是以直接议论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非议论文形式出现的间接的形象化说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趣美，这些都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三、聂绀弩的勇气与才气（姜振昌）

清人叶燮说：“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语见《原诗•内篇下》）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艺术良知，而且要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预现实、参与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

前面已说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帮闲帮凶的批判，是聂绀弩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提醒、告诫自己时时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旧世界的统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说这是聂绀弩全部杂文中最有价值、最富生气的部分。这种倾向还直接影响着他对其他问题的涉及：他抨击过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礼教，大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实质，就是要儿女长大后成为“惯于向强权屈膝的柔顺的奴才”，这“于皇帝阔人之流是有利的”（语见《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聂绀弩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shou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萧毅肃、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中国原本是“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意味着一切。因之，封建君臣们历来都有像神佛一样的庄严相，处处要金妆彩绘，掉一块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况赤裸裸地点名批判呢？这无疑比泛泛的社会批评要危险、艰难得多。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聂绀弩。重庆的军政当局也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然而，聂绀弩对此毫无惧色，甚至公开为自己的作品能让“统治者感到我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的分量”而骄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说：“这是比批评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评，是比赞美我的人更切实的赞美，这光荣是属于我的!”从桂林到重庆再到香港，他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杂文越写越多（在聂绀弩后期代表作《血书》所收的18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实在非有一种伟大的勇敢精神支撑不可。如果说，一般作者能做到这样就已属十分难能可贵的话，那么聂绀弩则更有其非同寻常的地方：聂绀弩原是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从1928年起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要职，按说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场的知识者那样将自己陷入一种渴望人格独立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之中，在心灵深处挑起极不和谐的紧张冲突。他决不放弃批判的权利，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枪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亲自到请愿学生中散发反日传单，受到反动当局通缉，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由此产生的“逆反”情绪无疑加重了他对反动政权的敌意，但这首先离不开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和勇敢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识见，是一个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祖国的命运是那么坎坷多难，当权者们是那样昏庸腐败，而国人们又大多像“猪羊”一样地任人宰割、任“监斩官”们“泰然自若”（《怀〈柚子〉》），像母亲拷问自己的儿子一样，聂绀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择。归根结底，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反顾，穷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诚心和勇气，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清•魏禧语）。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际遇才产生出的像鲁迅所推崇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超凡脱俗的“摩罗”战士一样的优异之士，五四以后除鲁迅、闻一多之外还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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