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韩军提出了“张扬人文精神”这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却一直不能阐明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同样，他的“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中的“原理论”“操作论”也仍然是立足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立论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以“立人”的问题。他说“‘新语文教育’还要更加强有力地扭住‘语言媒介’、‘语言抓手’，‘精神’是虚无飘渺的，是不可捉摸的，而只有‘语言’才是可‘触’可‘感’的，‘精神’是内在的，而只有‘语言’才是‘精神’的物质外壳。”（P33）这里对“语言”和“精神”的关系的看法已经迥异于他最初对“语言”的理解，因而他的“着力语言”的原理只能理解为在让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同时兼顾思想感情等所谓的“精神”的意识性工具的教育，并没有多少新意。他在“操作论”中大力提倡的“举三反一”，同他所反对的“举一反三”一样，只是对从工具性层面实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教学科学化模式的丰富和发展。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论最大的价值在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揭露了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伪圣化”、“萎靡化”和“技术化”等问题。我说它最有价值，主要是从语文教育的研究方法上考虑的。第一，它引入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语言哲学

人何以立？——重读“新语文教育”理论兼与韩军、王尚文等商榷,标签：综合语文教学资料大全,http://www.51jxk.com
　　韩军提出了“张扬人文精神”这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却一直不能阐明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同样，他的“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中的“原理论”“操作论”也仍然是立足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立论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以“立人”的问题。他说“‘新语文教育’还要更加强有力地扭住‘语言媒介’、‘语言抓手’，‘精神’是虚无飘渺的，是不可捉摸的，而只有‘语言’才是可‘触’可‘感’的，‘精神’是内在的，而只有‘语言’才是‘精神’的物质外壳。”（P33）这里对“语言”和“精神”的关系的看法已经迥异于他最初对“语言”的理解，因而他的“着力语言”的原理只能理解为在让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同时兼顾思想感情等所谓的“精神”的意识性工具的教育，并没有多少新意。他在“操作论”中大力提倡的“举三反一”，同他所反对的“举一反三”一样，只是对从工具性层面实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教学科学化模式的丰富和发展。
　　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论最大的价值在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揭露了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伪圣化”、“萎靡化”和“技术化”等问题。我说它最有价值，主要是从语文教育的研究方法上考虑的。第一，它引入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语言哲学，这对于当前的语文教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它其实已经发现了解决“立人”问题的基本思路——一切都要着力于语言，也就是从当前的语言事实的分析出发，研究其“对话”是真还是假，把握“真语言”的本质，揭示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从而确定立“真言”以立“真人”的策略。
　　语言是精神的栖居，因此，考察语言就是考察精神，或者说，考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从考察语言事实着手。我们可以从“真语言”和“假语言”的对比中进行探讨。首先，当前的语文教育中有没有“精神不在”的所谓“语言”、所谓“对话”呢？有，“伪圣”的“话语”、“萎靡”的“话语”、“技术化”的“话语”——韩军所批判的就是“假语言”、“假对话”，就是没有人文精神的“假语文”。“人”产生的标志，是创造工具和创造性地使用工具。无论是“神”、“上帝”、“圣”、“佛”或别的意识形态，还是现代的高科技（包括语言技术）、高科技产品（包括语言产品）等等，都是“人”创造出的工具。“人”创造它们，创造性地使用它们，都是“真语言”、“真对话”，因而“人”在。人如果膜拜它们，机械地服从它们，把工具作为价值、目的，把人异化为工具（工具化），人做了自己所创造的工具的奴隶，这是“假语言”、“假对话”，因而“人”已不存在或已被扭曲。一切“伪圣”的、“萎靡”的、“技术化”的所谓“话语”都没有“人”，都没有人的自由精神，都是“人”的工具化。在语文教学的作文和阅读中，学生为什么说空话、套话、假化？因为他们的“表达”不是目的，他们“表达”的目的是被迫地或者自欺地“圣化”“升华”（其实是“服从”）既定的或“神圣”的主题，“表达”成了工具，而本属工具的既定的或“神圣”的主题却成了目的。在这样的“假表达”中，学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学生没有自由精神。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神本质——人文精神，应当是人的真正的自由精神。
　　理解这个命题，社会科学有丰富的成果可供我们参考。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与人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的解放，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而且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自由精神——这是“五四”新文化的目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原动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以来的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为追求的中国现代教育，总体上是自由的人的教育。80多年来的追求，是在“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中华民族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中国现代教育也在科学化、民主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国家的发展正在从“以人民为本”的战略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战略转变，这是“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的中国教育重申和张扬以真正的自由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也正是这一时代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以真正的自由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就是真语言的“语法”。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现实生活中复杂的语言现象到底是真还是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可以说是一则绝妙的关于语言的“寓言”。皇帝、“诚实的”大臣和随员们，他们是迫于现实的利害，不敢承认自己“不称职”而自欺；百姓们呢，他们是迫于“上面”的yin威，不敢道破其“真相”而欺人。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因而只能说假话，他们的“话语”就是假语言、假对话（或不语言）。只有那个孩子的精神还没有被扼杀或扭曲，他是 “天真”的、自由的，他的话语才是真语言、真对话。
　　在把握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惕对“自由”一词的误读和滥用。自由精神的本质是超越——超越任何特权。它既反对“非我”的特权，也反对自我的特权，它反对任何“非我”的先验的“神性”，也反对任何自我的本能的“纯感官性” （动物性），是自我与自我、自我与“非我”的平等地对话。自由是权利——是不服从的、自尊的，自由也是义务——是服务的、尊重“非我”的，自由是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因此，人性其实就是理性，自由精神，其实就是理性精神。语言的自我是独立的、自主的、实践的，追求个性而决不苛求从众、追求自主而决不服从权威、追求亲知而决不迷信先验。语言的自我又是服务的、仁爱的、真诚的，在为人中自为、在爱人中自爱、在信任中自信。
　　综上所述，人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对自然的超越，是语言的存在。语言的人不是逃避现实、躲进“内心”的存在，而是在不断地对现实的超越中成为存在的现实。语言就是不断地解放，就是不断地超越，就是不断地创造。在对自然和现实的不断超越中，语言不是工具，而是创造工具和创造性地使用工具。因此，“人”何以“立”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精神——人”与工具的关系问题。与当前一般人文论者淡化工具的思潮不同，我更重视工具对于“立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没有工具，人就没有语言的资质，如果反对工具，我们就只好退化到原始的自然人中去。但我主张更彻底地反对“工具化”，反对“人”服从任何形式的工具。下面，我想着重从语文教学中的民主、科学和思想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民主、科学、思想，如果对它们作动词性理解，它们则是语言，是精神，是“人”本身，如果对它们作名词性理解，它们则是“精神——人”创造出的成品，是外物，是工具。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民主性、科学性、思想性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如何处理“精神——人”与工具的复杂关系的问题。
　　（一）关于语文教学的民主性。
　　我即自由，民主是自我的创造，是自我的选择。因而，我所提倡的语文教学民主性首先是无条件地张扬学生、老师的民主精神，无条件地从“我”做起的平等地参与对话（这种平等不依赖于对话的其他方是否平等地参与）。从教师的一面看，就是不盲从“标准答案”、不盲从教师用书、不盲从既定的学术的或政治的权威；从学生的一面看，就是要在和老师、作者、读者、书写文本或音像文本、生活现象、社会现象等方面的多维对话关系中始终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不“惟上”、不“惟师”、不“惟书”，张扬个性，表达自我。同时，教师或学生都没有“不语言”的特权，也没有“不准语言”的特权。语文教学要提倡参与、提倡合作、提倡真诚、提倡尊重、提倡理解。过去流行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当前存在的“学生讲→教师听”的教学模式，以及“作者讲→读者听”的读写模式或者只重“接受”无视文本存在的阅读模式，没有交互性，都存在不语言或不准语言等现象，都是对民主精神的放弃。“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语文学习中对“非我”的超越；同时“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这是语文学习中对自我的超越。同时实现两种超越，这才是民主的语文学习。
　　语文教学中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语文“民主制度”，它是以张扬学生、教师的自由精神为根本目的，用以协调语文教学中各种复杂对话关系的理性jiao往的行为准则。它是自我创造的产物，其发展演化也是长期对话经验累积和众人对话经验集积的产物。语文“民主制度”虽已物化为工具，但在预防人为地扼杀或扭曲人的精神方面，可以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因此，及时总结对话经验、深入揭示对话本质，自觉地加强语文“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法治”的语文课程，是语文教育研究的一个永无止境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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