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王军 当前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清规戒律不少。它不仅包括过去那些适应应试需要，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制定的条条框框；还包括语文大讨论以后，圈内圈外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各种语文教育理论或假说。如何打破这些东西强加给语文老师的束缚，关乎到语文学科的生命能否得到充分舒展。笔者由此想到两个词：“语文的解放”和“解放的语文”。前者强调语文要敢于反叛各种理念层面束缚自己的陈词滥调；后者呼唤实践层面教师教学个性的凸现。试以例述之。 一、语文的解放 1、语文老师要不要备课？备课备到什么程度为合格？ 这个问题的前一问不要回答。后一问很有讲究。现在一般认为好的备课应当有三备：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教材、教法是实实在在的，需落实到纸上；学生这头有点虚，但也要提及。问题是，现在课堂上，学生往往不顺着老师备课设定的思路走，旁枝斜出的现象比较严重，怎么办？是把学生往设定的轨道上赶，还是顺着学生提出的新的价值取向大大方方地去掘进？ 笔者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单元说明”中说：《兰亭集亭》和《归去来兮辞》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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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当前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清规戒律不少。它不仅包括过去那些适应应试需要，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制定的条条框框；还包括语文大讨论以后，圈内圈外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各种语文教育理论或假说。如何打破这些东西强加给语文老师的束缚，关乎到语文学科的生命能否得到充分舒展。笔者由此想到两个词：“语文的解放”和“解放的语文”。前者强调语文要敢于反叛各种理念层面束缚自己的陈词滥调；后者呼唤实践层面教师教学个性的凸现。试以例述之。 

一、语文的解放 

1、语文老师要不要备课？备课备到什么程度为合格？ 
这个问题的前一问不要回答。后一问很有讲究。现在一般认为好的备课应当有三备：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教材、教法是实实在在的，需落实到纸上；学生这头有点虚，但也要提及。问题是，现在课堂上，学生往往不顺着老师备课设定的思路走，旁枝斜出的现象比较严重，怎么办？是把学生往设定的轨道上赶，还是顺着学生提出的新的价值取向大大方方地去掘进？ 

笔者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单元说明”中说：《兰亭集亭》和《归去来兮辞》属内容浅显、篇幅较短的文言自读课文，教师略作点拨即可。因此，我在课前介绍了些有关魏晋政治背景和陶潜个人文学成就的概况，安排学生结合文下注释自学课文，就准备上课集体讨论课文字词和文意了。不料，上课中，有学生忽然插问：“老师，做官有什么不好？只要做个好官就行了。你为什么说陶渊明辞官不干了，就情操高尚了。”教室里一下子嘈杂起来：“是啊，当官有什么不好。要是所有的好人都自命清高，不去做官，那不是放着官场让贪官占领吗？”、“因为不善周旋，怕去见上司，就用‘不为五斗米折腰’来开脱自己，这种人心理素质太脆弱，也不配做领导”。教室里一片笑声！在学生响亮的笑声里，我起始的所谓备课土崩瓦解。怎么办？是沉下脸来，对这种用俚俗来消解崇高，以现实来曲解历史的做法严词斥责，还是正视挑战，顺势引导，上一堂即兴发挥课？我很快就选择了后者。 
我说“辞官确实不一定就是高尚的事，像引咎辞职、被迫离职（学生笑）。问题在，当物质的权力和清洁的精神形成非此即彼的尖锐冲突时，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为精神的自由而拒绝物质的诱惑，即使谈不上高尚，但对一个把自由和隐逸看得重于生命的封建士大夫而言，至少算得上是洁身守志吧！”教室里一片思考的沉寂。 
“老师，没那么严重吧。儒家不是常说‘穷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陶渊明官虽小，不足以改变当时社会的大环境， 但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清廉和勤政，营造出局部地区的好气候。一个孔繁森不是造就一个阿里，带动一批好干部嘛！”一个女生试探性地说。 
“刘关关同学说得真好！谁能深入地谈一谈孔繁森和陶渊明之间的区别？”我抓住话题，及时鼓励。 
学生甲：“孔繁森是共产党员，陶渊明不是。” 
学生乙：“陶渊明是大诗人，孔繁森不是。” 
学生丙：“孔繁森也是诗人，只是他跟陶渊明不属一类的诗人罢了。陶渊明因为远离官场而诗名远播，孔繁森则因心系阿里而名垂青史。” 
我说：“精彩！不过大家想一想，假如陶渊明也能像孔繁森那样心系他的彭泽，他就一定会给彭泽人民带来福祉吗？”……沉默。 
“老师，你的假设不能成立。陶渊明永远不可能像孔繁森那样心系人民，因为他在自己写的诗序上曾说，他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皆口腹自役而已。’”全班哄笑。 
“有道理，有道理。”我也点头称是。“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陶渊明作为东晋清流大司马陶侃的后人，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宏愿的。只是因为时代的黑暗，才慢慢断了他的政治幻想。从‘大济苍生’的壮志，到‘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的政治悲剧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我又补充强调。我的陈述很快得到大多数同学的首肯，大家集体总结三条理由：一、反动的门阀制度在东晋陶潜时代发展到了顶点，出身于庶族寒门的知识分子普遍遭到压抑；二、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三、一个人的才华往往在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陶渊明到底能不能不辞官呢”？我用征询的目光巡视全场，把课堂再度拉回到起始的质疑上来。 

…… 
“如果不是‘郡遣督邮至县’，我看陶渊明或许不会那么快就辞官，但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志趣、性格决定了他终究得挂冠而去。”有学生肯定地说。很快又有学生从更高的层面上做总结：“陶渊明辞官既有时代、个性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政治无序而黑暗，知识分子们精神无所寄托，因此，盛行玄学。南渡后，不少所谓的名士更是纵情山水。应该说，陶潜在文化上深受当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质性自然”才是他‘不为百斗米折腰’的内因。”他的发言赢得了课堂一片喝彩。 
“可是，做官和热爱自然并不一定矛盾啊。中国古代不少人就是边仕边隐，亦官亦隐的，如王维、白居易，又如欧阳修、苏东坡，他们一面做官，一面寄情山水，好像也两不误吗？”　　我将讨论继续引向深入。 
“老师偷换概念，陶渊明是真诚热爱乡村和劳动，这和士大夫之流政治失意徜徉山水，在感情上是有区别的。”“苏东坡做官其实做得也并不踏实，他的诗中‘隐’与‘仕’的矛盾是相当突出的。只不过由于时代和地位的差异，他没像陶潜那样辞官罢了。在灵魂上，他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伤感的诗句告诉我们，陶渊明对归隐生活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知足和轻松。他的辞官肯定有许多不得已的成分。身怀绝学而虚掷光阴对读书人而言，毕竟是痛苦的事。”“不对，陶渊明是真心热爱乡村。他亲自种豆呢！……” 
“的铃铃……”清脆的铃声响了。 
事后，有同事问我，导演了没有？我含笑否定。 
“那要多大的备课量啊！”有人惊叹。大家不知道，我其实什么也没备，因为我备的内容，在这节课上几乎没用上。但我又用了十年的教学实践备了这节课：“教学就是即席创作”，教师只有从学生的内在求知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僵死的目标出发，才能获得最大的解放＿ 
个性的解放。 
2、讲，就一定不好吗？ 
语文课堂的“滿堂灌”，是诸学科中受人非议最多的一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少学校干脆制定制度：语文课上老师讲析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洋思中学蔡林森校长有名言：“洋思中学追求哑巴上课的境界。教师不说一句话，学生就会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语文老师噤若寒蝉。从现代教育论的角度，不讲或少讲，确实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据我所知，大学也好，中学也罢，能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莫不是善讲的高手。我们一起去听专家报告，有人搞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媒体，但我们背后真正心仪的，还是那些能说、会说、一语破的能给人以巨大启迪的老师。善说，是一个人全部才华和智慧的最佳外在表现。老师不能说，或者只会对学生说“好、好”的肤浅引导，是当前语文教师无能或低幼化思维的集中反映。 
当然，说什么怎么说在什么地方说，是有讲究的。 
盐城中学李仁甫老师上徐志摩《再别康桥》：一番朗读之后，他用整节课时间给学生讲述徐志摩、林徽茵以及陆小曼的恋情。末了，他说：“人们都说《再别康桥》是抒写诗人对母校康桥的依依惜别之情，我看他表达的，其实是对流逝的岁月和永不再来的恋情的一种心痛。大家下课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吗？下课。”学生雷鸣般的掌声为他响起。 
据课后调查，有80%的学生在周记里记下了这件课，并且对“林情徐意”进行了述评。 
更可喜的是，不少学生把徐志摩的诗集和有关徐志摩的评论都找来读了。记得，我也曾指导学生读《再别康桥》，学生除了做了一通练习，背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外，几乎没有什么激情，更没人进入到现代诗歌浓情抒怀的内核。 
教学，能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充分的背景和广泛的想象空间，这问题看似简单，（有人以为一段煸情的导语即可搞定），其实远没有解决。解读同一篇课文，老师和学生的区别，有时就在，谁更了解文本的背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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