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李世中 语文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有着兼顾文化教育的传统。在古典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语文甚至仅仅为释义经典而存在。科学的昌明,更新了教育内容,也给文化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课程论的立场出发,拟探讨在学科设置专门化的现代教育中语文课加强文化论著学习的几个问题。基本观点是:古典的人文传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装饰,应该在现代教育中恢复它往日的生机;文化论著的学习,既要立足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期望促进各学科知识的整合和一体化;语文教材的编写,要在文化论著学习的课程设计、训练安排上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 一、语文教育:传统与现实 古代教育是以语文学习和文化教育为主的。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从汉代的五经、七经,到唐代的九经、十二经,直至南宋的十三经,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欧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法、修辞学校,到中世纪的教会学校,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古典文科中学,都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世界范围内,古典的文科教育还居于统治地位。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谙熟古典著作的人,而不是掌握了某种谋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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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中
语文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有着兼顾文化教育的传统。在古典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语文甚至仅仅为释义经典而存在。科学的昌明,更新了教育内容,也给文化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课程论的立场出发,拟探讨在学科设置专门化的现代教育中语文课加强文化论著学习的几个问题。基本观点是:古典的人文传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装饰,应该在现代教育中恢复它往日的生机;文化论著的学习,既要立足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期望促进各学科知识的整合和一体化;语文教材的编写,要在文化论著学习的课程设计、训练安排上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
一、语文教育:传统与现实
古代教育是以语文学习和文化教育为主的。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从汉代的五经、七经,到唐代的九经、十二经,直至南宋的十三经,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欧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法、修辞学校,到中世纪的教会学校,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古典文科中学,都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世界范围内,古典的文科教育还居于统治地位。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谙熟古典著作的人,而不是掌握了某种谋生手段的工匠。但是,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最终动摇了教育中古老的人文传统,而将实科教育、科学教育推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冲破了宗教的束缚,打开了国界,最终占领了课堂。如果说上个世纪末斯宾塞(H.Spencer)、赫胥黎(T.H.Huxley)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地提倡科学主义教育,是为了给科学在教育中乞得一席之地,那么现在的情形则恰好相反,是人文主义教育节节后退,仅仅保有一席之地。这种主客易位的巨变,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后科技飞速发展的结果。知识爆炸式的增长,带着前所未有的威势向教育提出挑战。于是,课程内容删繁就简,而文化教育的传统首当其冲地被当作枯木朽枝砍掉。语文课退守在语言文字的工具箱旁,失去了它在古典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辉煌。
古老的人文传统是否就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科学主义教育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对此,现代教育必须作出理智的思考。
现代科学不过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解放了人类的体力甚至脑力,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如汤因比(A.J.Toynbee)所言,已成为现代人的新宗教。科学意味着福音,我们无时不在享受科学赐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然而,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它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扮演着魔鬼。对技术进步的乐观,对物质增长的贪求,使人类陷入种种困境,如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战争威胁等。科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同时它的“零度风格”也可能被引向负面。核能可以用来发电,也可以用来毁灭整个人类。无性系繁殖可能复制出爱因斯坦,也可能复制出希特勒。科学的发展如果失去了价值导向,也会违背初衷,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能用狭隘的实用眼光安排教育的内容。罗素(B.A.W.Rus sell)曾经说,假如面包养活的是一个坏人,那么耕地、播种等一系列有用的活动就变得毫无价值。科学主义教育,只有吸收人文主义的思想,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才能克服自身的缺陷,避免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危害。
反观人文主义教育自身,也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立足于现代社会,面向未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古典的语文教育,由于承载了太多的传统内容而不堪重负,最终走入死胡同。中国的音韵训诂之学,专注于字词训释,不顾儒家经典的“大义”;西方的古典语言课,致力于语法分析,不再理会西塞罗(M.T.Ciceron)著作文辞的优美。古典语文的学习因放弃了对文化内容的探讨而失去活力。人文主义教育必须重新敞开它那博大的胸怀,容纳一切现代文明,包括“后生可畏”的科学文化,求得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事实上,当代教育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百年对峙后已呈现出融合的趋势,科学人文主义 一概念的流行表明了双方正在握手言和,寻求调解。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它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作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
但遗憾的是,教育实践在紧要关头往往抛弃有待成长的理论,而专心培养各自宠爱已久的“爱弥儿”。2061年,哈雷彗星再次如约回归。1989年2月23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推出了几百名科学家、教育家经营三年之久的《为全体美国人的科学:达到科学、数学和技术脱盲目标的2061计划报告书》,强调了以科技为核心的课程改革方向。而正当“2061计划”处于酝酿之中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希尔斯(E.D.Hirsch Jr.)于1987年出版了《文化脱盲——全体美国人都要知道的东西》一书,列《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栏目达20周,率先引起轰动。该书论述了学生掌握历史、地理、法律、自然科学常识等基本文化背景信息的重要性,将课程核心定位于人文的内容,并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实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对立教育思潮未宴鸿门,又已兵戈相见。
教育理论如果不落实在课程表上,终不过是浪漫或悲伤的畅想曲。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只有找到用武之地,才能向世人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而语文教育应该鼓足勇气,发扬古典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传统,将科学和人文的教育一同迎进大门。
二、文化背景中的语文能力
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独立宣言;文字是人类告别蛮荒时代、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用语言进行内部思维,进行外部交流,用文字代替了记事的绳结。没有语言,就没有人本身;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文明的历史。我们常常赞许语文是人类最有用的工具,但却忽略了语文与生俱来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像别的工具那样外在于作用对象,而是具有广泛的覆盖能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性。语文承载着人类文化方方面面的思想,不能脱离它所表述的文化内容而独立存在。对此,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1996年5月,国家教委审定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才写明“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第一次将语文的“文化载体”性质和“工具性”相提并论。
语文学科兼有工具和载体的双重性质,决定了语文学习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小学阶段应该以识字教学为主,可以忽略对社会文化内容的理解;而在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则应该加强文化论著的研读,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语文教育的过程,犹如雕刻石像,它的内容要渐渐克服“质料因”(在雕像为大理石,在语文为语言)而凸现出来。
从词源上说,“文化”一词在西方源于拉丁文cultura,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在中国,则指礼乐教化。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第一次明确系统地界定了文化的含义:“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有关文化的定义现在已有近二百种,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指区别于自然的人类创造物,二是指人类的思想观念体系,三是指人类不同的心理类型。教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高出其他文化的特殊地位。在文化发轫之初,教育就是文化承传的唯一途径。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质,教育则给文化以生命活力。上述三种文化界定,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是第二种文化概念。我们说语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也是指它承载了人类有关自然、社会的思想观念。
从能力训练上说,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尤以读写能力为主。然而,读写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以字词句为主体的语言训练,也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而成为文学巨匠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政治家丘吉尔(W.L.S.Churchill)分获1950年、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足以令世人反思什么是语文能力。将语文课放在文化背景中考察,对语文教学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文化论著的学习,是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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