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美国夏威夷大学德范克（John DeFrancis） 中国现在还健在的最卓越的语言学家吕叔湘１５年前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象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吕叔湘教授特别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同《牛津英语大词典》媲美的汉语词典：着重词源，而且完全按字母次序编排。 吕教授还指出，拼写汉语的最佳方案汉语拼音已经在国内外的应用中站稳脚跟，可是汉语词典通常都不能很好地利用汉语拼音，不仅完全忽视字母编排的原则，而且对待口语特别是对词条的读音，都没有做到恰如其份的处理。 许多词典只给字头的汉字注音，而完全忽视了字头下面那些复合词的读音。有的词典只有一个个字分音节的注音，注音每个音节两头都有空挡。例句通常就只有汉字了。总之即便是最好的词典，也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 印度尼西亚语言学家阿里斯贾班那（Ｓ．Ｔ．Ａｌｉｓｊａｈｂａｎａ）曾经批评西方学者片面强调语言的纯描写研究。他强调那些还没有像西方那样确立正词法的国家需要进行规范研究，以便做到文字的标准化。他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在编写《ＡＢＣ汉英词典》的时候，我就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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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夏威夷大学　德范克（John DeFrancis） 　　

中国现在还健在的最卓越的语言学家吕叔湘１５年前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象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吕叔湘教授特别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同《牛津英语大词典》媲美的汉语词典：着重词源，而且完全按字母次序编排。 　　

吕教授还指出，拼写汉语的最佳方案汉语拼音已经在国内外的应用中站稳脚跟，可是汉语词典通常都不能很好地利用汉语拼音，不仅完全忽视字母编排的原则，而且对待口语特别是对词条的读音，都没有做到恰如其份的处理。 　　

许多词典只给字头的汉字注音，而完全忽视了字头下面那些复合词的读音。有的词典只有一个个字分音节的注音，注音每个音节两头都有空挡。例句通常就只有汉字了。总之即便是最好的词典，也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 　　

印度尼西亚语言学家阿里斯贾班那（Ｓ．Ｔ．　Ａｌｉｓｊａｈｂａｎａ）曾经批评西方学者片面强调语言的纯描写研究。他强调那些还没有像西方那样确立正词法的国家需要进行规范研究，以便做到文字的标准化。他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在编写《ＡＢＣ汉英词典》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同行，他们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却常常要么是拿不准没有注音或注音不全的词条该怎么读，要么就是一致地对所参考的字典上的读音表示强烈的不满。 　　

自从吕叔湘教授对中国辞书工作的现状表示不满以后，出了一些相当有用的词典。他一定会为他的长寿，能够亲眼看到《汉语大词典》的出齐而感到高兴。可是他要求中国参酌采取西方辞书工作长期积累的经验，还大部分没有实现。这是为什么？ 　　

粗粗地说，词典就是语词的宝库。语词当然是语言的一部分。因此，编写词典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语言政策的较大的问题，这就是，怎样处理中文中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 　　

语言政策包含这样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比如：方言与标准语，日常口语与正式书面语，繁体字与简体字，拼音与汉字。这都是非常复杂、争议很多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编词典，而且对中国社会语言生活更广阔的领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电脑的出现带来一些争论，特别是拼音与汉字，把一个世纪以来没完没了的争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自从１８９２年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为中文建立一套字母文字以来，辩论就开始了。后来有了五四时代的白话与文言之争，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５０—６０年代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以及在这些过程当中一直到现在这些年的飘忽不定的发展。 　　

了解一下语言政策当前的斗争是有益的。我想以一种十分具体而坦率的态度集中谈谈在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两个派别。一派我管他叫“改革派”。其中有长期支持拼音的吕叔湘，有在文字改革方面著作最多、博学雄辩的周有光，有我们这次会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嘉宾王均，《ＡＢＣ词典》的副主编之一尹斌庸，《ＡＢＣ词典》的编委之一刘涌泉，中国计算语言学领头的专家冯志伟以及人民中国不断增多的其他许多专家。 　　

另一派我称他们为“传统派”，为首的是一位重返中国的美籍华人袁晓园，她以参加广泛的公众活动，取得社会影响，他支持汉字，反对拼音。这一派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香港的巨富安子介，他也大力支持这一事业。这里还有一些参加这两位发动的多种活动的人物，以及许多积极反对重大变革的文人。 　　

１９８０年，改革派在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筹委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名叫《语文现代化》的刊物，英文名字是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Ｏｕ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这是一个有分量的出版物。它给文字改革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深入讨论各种问题的园地。 　　

尽管发表的见解，尤其是涉及具体问题时，意见还有分歧，但是改革派的主攻方向，特别是早期的活动家，他们在不同的标签下，是要搞一个总的政策（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著名作家茅盾在１９６２年的一篇评论里第一次把这个政策称作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也就是现时使用两种文字：汉字和拼音，分别长时期在其适用范围之内使用。（Ｄ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９８４ａ∶２７０）后来这个政策就叫“一语双文”、“双文制”和“双轨制”。我曾建议使用英语术语ｄｉｇｒａｐｈｉａ作为这些术语的对应词。（Ｄ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９８４ｂ） 　　

以袁晓园为首的传统派反对双文制，成立了“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１９８１年举行第一次年会，并且扩大活动范围，在群众和领导人当中搞得十分引人注目。１９８５年，她又办起了一个新的刊物，叫做《汉字文化》，让自封为“著名学者”的徐德江担任实际主编，来为汉字优越论大唱赞歌，他们使劲攻击《语言现代化》等杂志里所刊载的有关双文制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文章。后来改革派的这个杂志由于经费问题也停刊了。 　　

他们攻击双文制的支持者的主要一条是说他们要想用拼音来代替汉字。改革派反复辩解，取消汉字既不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愿望。针对改革派的辩护，传统派说。早年有些拥护文改的人确实是说过要消灭汉字的话的。认为汉字难学而支持拉丁化运动的著名作家鲁迅就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倪　１９８７，１１０）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说过，对广大群众识字来说，汉字太难，因而他曾设想要采取拉丁字母的新文字而最终废除汉字（Ｄｅ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８４ａ，１９８９）。 　　

反对双文制的人小心翼翼地避免引用毛泽东关于汉字难学、需要采用字母文字的论述；他们抓住鲁迅以及其他人的这句话，作为攻击改革派的有力武器，并且吓唬知识分子说，废弃了他们的商标—汉字，他们会因此而变成新文盲，还要强迫他们跟着一年级小学生去学一种头脑简单的文字。 　　

另外一种有力的武器是以一种维护传统、保卫国粹的架势，诉说改革派诋毁汉字，依顺洋文，纯粹是崇洋媚外。他们说改革派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而他们所照搬的理论是以印欧语为依据的，同中国语言对不上口径，所以是错误的。他们声称２１世纪语言科学的研究中心将从西方移到中国。他们说，２１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说是在２００年到４００年内，英国英语同美国英语之间的分歧会达到彼此不能理解的地步；拿汉语汉文做中间语，可以避免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候，或者还早点儿，优越无比的汉语文将会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文。（《汉字文化》１９８９第３期及以后，段１９９０，兰１９９５） 　　

传统派的猛烈进攻，起初曾经造成一阵混乱。到１９９２年，改革派开始出版一个仅有１６页、用订书机装订的质朴的刊物《文改之声》，对传统派的诽谤进行回击，对汉字优越论及其能够适应电脑时代、满足中国需要的论点进行了回击。 　　

冲击与反冲击，申诉与反驳的翻滚，使一位旁观的评论者，把传统派的论战说成是２０世纪低水平的论争。（聂１９９５）我就奇怪，为什么改革派就不利用双文制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作为他们捍卫双文制的最强有力的论据？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在延安举行的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千人大会上，陕甘宁地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经宣布：“政府已在法律上给予新文字合法地位。凡是写报告、递呈子、记帐、打收条、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汉字在法律上有同等的效力。”（倪１９８７；１６３；Ｄ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９５０∶１３０） 　　

有个时候，毛泽东就曾设想，将来会有一天，字母文字将会代替汉字，法律认可的实际行动就是给人民使用任何种文字的自由选择权。实际上，这就是改革派从来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吕叔湘认为双文制是一种“合理的语文政策”，但是由于知识界缺乏语言文字的普通常识，因而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所以他号召大中学校要教一点语言科学的基本知识。（吕１９９３） 　　

改革派里还有些人对政府部门在信息处理领域在形码和音码的输入方法方面偏向形码输入提出了批评。国家教委向中小学推荐一种称做“认知码”的汉字输入法。这种输入法要求记忆汉字字形拆分分析出的３００多个部件，再输入这些部件的字母代码。（比如一个“树”字，就输入组成“树”字的三个部件“木”（ｍｕ）、“又”（ｙｏｕ）、“寸”（ｃｕｎ）的代码ＭＹＣ。）批准推荐“认知码”的文章，题目就是“电脑如何普及：教委走错了方向”。（魏１９９５，另见杨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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