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书”，使“革命”与“打倒”观念渗透到每一个历史朝代 ，浸染中国思想界以至民间意识。中国现代的历史变革，其性质迥异于历代皇朝更替，是一场总体巨变而不是局部改换。是“农业中国”转向“工业中国”的社会形态总提升，而不是更换出一个“好皇帝”；是制度与文化连带一起的变革，而不是单纯产生出一个新朝代。如此，向来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具有更充足的理由，在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旧皇朝的同时，将“文化的暴力”指向中国传统，举火焚之，不论其余。 其二，中国文化长期性、古老性以及与现代化的“特别”不适性。笔者曾有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说明这样的观点。即世界上分布有四大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与儒学（在日本儒学被称为“儒教”）文化区。每个文化区域依照文化地理理论，都有其“文化中心源区”即文化内核区与“文化边缘播散区”。前者的文化是“内核文化”，后者是“外缘文化”。这就使文化区象“桃子”形状，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处古代“中国儒学文化区”，在此区域里中国文化如同是“桃子”的“内核”，日本文化如同外皮与果仁，是同一种文化的“外缘”。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既同属

“五四”反思与“意义”寻求 ——林毓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标签：语文教学反思范文,http://www.51jxk.com
书”，使“革命”与“打倒”观念渗透到每一个历史朝代  ，浸染中
国思想界以至民间意识。中国现代的历史变革，其性质迥异于历代皇
朝更替，是一场总体巨变而不是局部改换。是“农业中国”转向“工
业中国”的社会形态总提升，而不是更换出一个“好皇帝”；是制度
与文化连带一起的变革，而不是单纯产生出一个新朝代。如此，向来
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具有更充足的理由，在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
旧皇朝的同时，将“文化的暴力”指向中国传统，举火焚之，不论其
余。
    其二，中国文化长期性、古老性以及与现代化的“特别”不适性。
笔者曾有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说明这样的观点。即
世界上分布有四大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
化区与儒学（在日本儒学被称为“儒教”）文化区。每个文化区域依
照文化地理理论，都有其“文化中心源区”即文化内核区与“文化边
缘播散区”。前者的文化是“内核文化”，后者是“外缘文化”。这
就使文化区象“桃子”形状，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处古代“中国儒
学文化区”，在此区域里中国文化如同是“桃子”的“内核”，日本
文化如同外皮与果仁，是同一种文化的“外缘”。中国文化与日本文
化既同属于农业文化的性质，前者因其“内核”性质，与日本相比较，
是历时最久远的农业文化，是内部结构最紧密，最不容易更新改造的
文化。时值近现代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外缘文化”（如日本）因
其“外缘”，能比较顺利的过好文化更新与重构的关口，从而使国家
迅猛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他们甚至不需要对旧文化做什么过激的批
判，不知不觉中就将“传统”与“现代”作了巧妙的“缝合”，诞生
出适合新时代的新文化。中国不行，中国因其“内核”特质，所遇到
的阻力特别大，轻行缓动，不足以奏其功。对此，五四文化激进者才
不得已“开窗不允，毋先撤屋”，才用大泻大吐之毒剂，救大顽大急
之难症。才以重锤击碎“内核”为先务，余再次第推敲。中国五四过
激批判精神就是在上述“先破后立”、“矫枉过正”的思想指导下，
无奈勃发的。
    对于五四精神，林毓生有一大体的评价，他说这是由中国知识分
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所促成。这种精神承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这
种精神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因为有了使命感，“所以我们有所归属”。“这种入世的使命感是令
人骄傲的五四精神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继承五四精神就是发扬
这种精神。什么是五四精神？这个精神，可分成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
层次。在形式层次上五四知识分子喊了许多的口号，高谈自由、民主、
科学、思想革命。然而他们的这些口号在实质层次上却是“十分肤浅
的，浮泛，甚至错误的”，他们把科学当成了宗教，对之产生迷信，
这种“科学迷”式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要把中
国的传统全盘否定，从而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  我们今天
纪念五四，要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我们要超脱五四思想
的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它们彼此之间以及
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
    殷海光是港台地区“五四精神的殿军”。
    从对殷海光的评价也可以看出林毓生对五四精神的基本态度。林
毓生说殷海光真不该在50之年就匆匆地离开人世。由此后学者为再也
不能得到他的教诲与收到他的论学信而感到空虚与悲哀。
    林毓生继续说  ：殷海光多年为自由而奋斗，使自由主义获得道
德的尊严。他的成就是他的人格上的成就。他在基本理论上没有什么
原创性的贡献，但他持续不断地将自由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来，成绩
甚大。只是“他用激烈的反传统观念来提倡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可以
说是不通的”。殷海光晚年思想有了变化，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发展他
较成熟的思想。然而，这毕竟是激烈的五四精神后期发展的光荣，毕
竟象征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趋近结束。一个继承五四精神又“不受五四
反传统思想所囿的新时代的到临” .
    三、
    “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
造，使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
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
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到外国文化的
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这就是林毓生所倡导的“中
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他又说，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
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
并非我们没有潜力。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
以后也不可能有。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他强调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是开出自由与民主，只有实行真正的
自由与民主，中国才能真正的富强与团结。强制性的“团结”并不坚
固。在自由的价值结构下，经过开放的民主程序，所得到的巩固的  
“共识”与休戚相关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
    他主张在创造适应现代的文化时要承认权威的重要。他说，权威
有两种，一种是强迫式的，一种是真正的权威。现在高度发展的国家
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求自由，一切权威不再被信服。人的创造
力有限，而真正的创造力又需要依靠权威的架构才能发生，当各种权
威发生危机而解体，个人所依据做决定与创造的资源也会减少，独立
判断力反见萎缩。一个国家一旦全然抛弃了权威，国民心灵必致虚空，
只能盲目地跟着时尚走。
    他主张渐变的文化变革观点。他说在进行文化更新时不可只是追
求进度与速度，不是比快而是“比慢”。他提出以下的观点：中国的
文化是在几千年中建设起来的。其建既难，历时既长，要对如此庞大
久远的文化体系作创造与转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我们将怎
么办呢。一个方法就是“比慢”。  所谓“比慢”是注重事物发展的
量变，继而将量变演为质变。是一个一个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一个一
个成果的收获与积累。长此下去，总有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成绩的
时候，中国文化的建设也有成功的一天。不过他又提醒，比慢不是说
可以偷懒休闲。当你在努力的时候，你才可说“比慢”；当你已经一
点一滴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又不满足的时候，才有资格说“比慢”。 
    林毓生是一个关怀中国文化建设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给中
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启示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一个
命题所包含的意境是多方面的。其一他承认了“传统”在现代文化中
的地位。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一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它无
数次的成为争论的焦点。五四是神圣的。如可以说五四精神创造了整
个20世纪中国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精神，其内
核有对传统的巨大的违和感与排斥感。无论胡适、陈独秀以至于文化
革命的旗手鲁迅都是反传统的健将。现代化必然要反传统，似乎已经
成了铁定的定律。一切对中国现代化有责任心的知识人都曾经试图对
此“20世纪文化铁律”作认真的反思，并试图作出不同的结论。结果
他们被以“保守”论之，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而在此前甚至
有“玄学鬼  ”的嫌疑。他们的努力是不间断的，他们曾经于上世纪
（20世纪）20  年代（或更早）尽力挥舞过自己的旌旗，但没有见到
丝毫改变世论的希望，只是在30年代，这样的思潮才初显钱江之浪。
然而，此后的中国却卷起更大的反“传统”海潮。综观世界，没有
“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而独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世纪，
独有中国沿着这条路走了大体一个世纪。结果又是怎样呢？中国人还
是聪明的，我们看到愈是接近新世纪的来临，对传统的认识也愈益明
确客观。而在这方面将“传统”明明白白写在自己思想旗帜上的思想
者也越来越多，林毓生就是一个。林毓生一系列论文立论都十分鲜明，
可以说将传统与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说明白了。    “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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