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阮籍“本有济世志”[2]1360，意图建功立业，留名于后世，《咏怀诗》三十八、三十九云：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壮士何忼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有这样的气慨与志向，阮籍又怎会是真正能遗落世事之人呢？所以方东树评三十八首云：“此以高明远大自许，狭小河岳。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者。今之所以望首阳、登太华，愿从仙人、渔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已耳，岂庄生枯槁比哉？”[4]可见，阮籍虽有放诞之名，内心深处却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并非真正无意于世者。阮籍深得司马昭赏识，作官本应该是不太难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作官，而在于作官之后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2]1360，连生命都“朝夕有不虞”，更遑论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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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籍“本有济世志”[2]1360，意图建功立业，留名于后世，《咏怀诗》三十八、三十九云：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忼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有这样的气慨与志向，阮籍又怎会是真正能遗落世事之人呢？所以方东树评三十八首云：“此以高明远大自许，狭小河岳。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者。今之所以望首阳、登太华，愿从仙人、渔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已耳，岂庄生枯槁比哉？”[4]　可见，阮籍虽有放诞之名，内心深处却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并非真正无意于世者。
　　阮籍深得司马昭赏识，作官本应该是不太难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作官，而在于作官之后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2]1360，连生命都“朝夕有不虞”，更遑论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才致使阮籍有凤凰折翼浩叹，《咏怀诗》七十九云：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徹九州，延胫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灵鸟，治世则现，乱世则隐。阮籍以之自比，寄托其“高鸣徹九州”、“志欲威八荒”的济世理想，怎奈“适逢商风起”，羽翼摧藏，所处非位，现实之梦破灭，所剩下的，唯有心伤而已。
　　陈祚明曰：“可知远引之怀，特为处非其位，度无所济，惟有洁身。”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家国之盛，今九州、八荒无可展翅；而远之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位何！所以怆然心伤也！”[5]于“处非位”一句之解释，陈沈二人之观点似乎全然相反，实则可兼通而并存。今人李建中云，诗中凤凰有双重意指，“饮醴泉”、“栖山冈”的凤凰，是高蹈者的形象，寄托着诗人避世而远遁的栖逸之想；而“凤凰本可以鸣家国之盛”，虽远去昆仑之西，却时时想着“复回翔”。因此，作为栖逸之象征的凤凰，因“恨处非位”而远遁昆仑之西；而念念不忘“鸣家国之盛”的凤凰，因远在昆仑之西而“恨处非位”。无论是遭遇哪一种意义上的“处非位”，其“怆恨使心伤”的结果都是相同的。[6]204
二　鸿鹄高飞——道家逍遥理想的虚幻
　　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2]1362阮籍在文中所塑造的大人先生形象，是其道家理想人格的外化：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
　　“今吾乃飘遥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食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与万物岂不厚哉？”
　　“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氵勿 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遥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是阮籍理想的人格境界。这是一种个体生命与自然本体之“道”融合无间的境界，是主体人格能得到充分张扬的境界。自由境界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于阮籍而言，这种终极追求因其济世理想的破灭而显得分外强烈。因而，《咏怀诗》中，他多次运用黄鹄、海鸟、高鸟、鸣鹤等飞鸟意象来表现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如四十三：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宝，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此诗借鸿鹄高飞，表明自己“远游”遗世之念。济世理想既已破灭，茫茫尘世已没有他留恋的东西，所以，他希望冲破世俗的束缚，抗身青云之中，在荒裔之境，自由翱翔。由是，“荒裔”之境成了他心灵休憩的伊甸园，成了他心灵最后的归宿。在此荒裔之境中，他不但可以飘遥于四运、翱翔乎八方。而且，还可以忘却现实世界的打击，得到心灵的绝对自由。
　　好像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逍遥与旷达，又好象是要说服自己真的已经遗落世事，所以，阮籍在《咏怀诗》中多次重复着同一个意思：“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二十五）、“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身”（三十六）、“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五十八）等。通易者口不谈易，能逍遥者不必说逍遥，阮籍对逍遥之境的不断重复，正是由于他对逍遥之境的怀疑，正如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3]196
　　因此，为排遣济世理想破灭的痛苦，阮籍才努力使自己显得达观，以神仙的逍遥境界来安慰自己，但其内心深处又无比清醒地意识到，“逍遥终身”的理想不过是镜花水月。所以，在其《咏怀诗》中，我们能看到阮籍对神仙逍遥的真实态度： “采药无旋归，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四十一）；“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四十七）；“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五十五）。
　　可见，“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神仙境界对阮籍而言，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因为他并不能真正遗落世事，更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境界。
三　孤鸟独飞——阮籍的孤独人格
　　济世理想已经破灭，逍遥也成了虚幻之梦，阮籍因而限入了“失路”之悲，他独坐空堂，或许想起了少年时的凌云之志，想起了逝去的朋友，想起了兵家死去的女儿……但满腔繁辞，却无从倾诉。《咏怀诗》十七云：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何焯曰：“天地愈旷，而我心愈悲，穷途之哭、广武之叹，都是此意。”陈沆曰：“悼国无人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途穷能无恸乎？”吴淇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独坐空堂上’无人焉；‘出门临永路’ 无人焉；‘登高望九州’无人焉；所见惟鸟飞兽下耳；其写无人处可谓尽情。”又曰：“……鸟本上，故曰西北。兽本下，故曰东南，东、南、西、北，处处皆然，竟何逃于天地之间哉！其写乱之意，至矣至矣。”[7]276
　　三家注释，都抓住全诗主旨—— “无人”。诚如吴淇所言，此诗写无人处，可谓尽情。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感慨之深，大抵可算是阮籍的知音。
　　显然，九州无人只是虚写。天地之间，并非真的一人也无。阮籍之所以发出无人之叹，不过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阮籍气慨高迈，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连汉高祖、西楚霸王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也不以为然。而现实之中，“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四十一）有的只是虚伪的君子：“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有的只是随波逐流的轻薄之辈：“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其十）；有的只是贵财贱义的小人：“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五十六）；有的只是谄上媚下的名利之客：“如何当路子，磐折忘所归”（其八）、“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十二）……他想在“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的乱世之际，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注定“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只能独自徘徊于空堂之上，咀嚼自己的孤独。
　　阮籍之所以孤独，不仅因为自己与周围的社会格格不入，还因为他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他虽然身处上流社会，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眷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对生命与命运的嗟叹一直是其《咏怀诗》的主题之一。如“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三）、“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三十二）、“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四十一）等。
　　此前的《古诗十九首》也多有对生命苦短、人生无常的嗟叹，但因《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中下层失意文人，所以，他们的生命悲歌多源于其自身命运多舛的具体经验。而阮籍对生命的嗟叹却不仅与具体的生活经验有关，而且还具有了更普遍、深广的超验色彩，标志着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究其根源，阮籍和其他魏晋名士对生命苦短的感叹与玄学思想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有关。张湛注《列子•杨朱篇》题曰：“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8]魏晋玄学有“有无之辩”，将玄学本体论之有无观落到生命意识上，则为有限与无限。个体的生命现象，所谓“暂聚”、“暂灵”，是有，是有限；而人生死的归宿，所谓“终散”，所谓“归虚”，是无，是无限。人之由生至死，可视为有限归于无限。个体生命的诞生有着某种偶然性，而生命的殒灭，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时空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体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宇宙时空的无限凸现出人生年命与境地的有限，“魏晋人如无根的蓬草，在茫茫宇宙在无限时空中漂泊”。[6]162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时空的无限两相对立，让人产生无限的孤独与失落，所谓“天地愈旷，而我心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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