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语言说的诗在古代一直存在。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明言《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并且点出其中的篇名，今检出这些诗篇来读一读，就知道顾炎武的说法大体可信。《诗》中不入乐的，基本上是四言形式的语言说的诗。现在，我们在古诗里看到最明显的是韩愈的语言说的诗。宋人讥韩愈以文为诗，韩愈确实以文为诗，亦即以散文为诗，确切地说，他是以散文的语言说为诗，如果我们把他这一类的诗看作语言说的诗，我们要挑剔的是其语言不是诗的语言。这一类中，有写得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个时代的语言说的诗，但不是纯粹的，原因是时时还在押韵。此后，语言说的诗与韩愈的情形大体相似。语言说的诗在中国1980年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存在，但在任何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都没有形成过主流，其原因是农耕社会里，生活节奏缓慢，造纸业的有限、印刷术的不发达导致阅读不方便，加之记忆又艰难。这些原因，在另一个方面，促成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歌吟式的诗成为主流形式。现在是工商业文明时代，社会日新月异，世事愈见纷纭复杂，人们忙碌奔波，生活节奏特别快，仿佛这一切只能让我们的诗快速地说，不容慢慢地歌慢慢地吟，我想，这样的文明时代与之相适应并且形式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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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说的诗在古代一直存在。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明言《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并且点出其中的篇名，今检出这些诗篇来读一读，就知道顾炎武的说法大体可信。《诗》中不入乐的，基本上是四言形式的语言说的诗。现在，我们在古诗里看到最明显的是韩愈的语言说的诗。宋人讥韩愈以文为诗，韩愈确实以文为诗，亦即以散文为诗，确切地说，他是以散文的语言说为诗，如果我们把他这一类的诗看作语言说的诗，我们要挑剔的是其语言不是诗的语言。这一类中，有写得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个时代的语言说的诗，但不是纯粹的，原因是时时还在押韵。此后，语言说的诗与韩愈的情形大体相似。
语言说的诗在中国1980年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存在，但在任何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都没有形成过主流，其原因是农耕社会里，生活节奏缓慢，造纸业的有限、印刷术的不发达导致阅读不方便，加之记忆又艰难。这些原因，在另一个方面，促成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歌吟式的诗成为主流形式。现在是工商业文明时代，社会日新月异，世事愈见纷纭复杂，人们忙碌奔波，生活节奏特别快，仿佛这一切只能让我们的诗快速地说，不容慢慢地歌慢慢地吟，我想，这样的文明时代与之相适应并且形式是主流的诗，如果不是语言说的诗，还会是什么呢？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诗中的语言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说最具有时代特性。一种文明的兴起、发展直至许多人都身处其中而且不停地说，虽然有一些说不能抓住本质，但最起码具有时代的现象上的特性，何况还有一些说能够抓住时代的咽喉呢！而作为诗人，最关键是怎样在具有时代特性的说中发掘诗的元素。1945年艾略特写道：“诗人必须把周围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素材。”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语言素材，还不是诗的语言。艾略特所说的“实际使用的语言”一定带有说的特点，将它进行提炼写入诗中也不能丢掉说的特性。如果丢掉这一说的特性，那么也就丢掉了时代特性。艾略特的诗之所以最具现代性，一方面是内容使之然，但最根本的还是语言说使之然。后来艾略特又说：“诗的音乐是时代的大众语言中一种潜在的音乐。”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吾国写诗的人、读诗的人、评诗的人、教诗的人，一谈到诗的音乐美的就什么节奏、平仄、押韵，他就是不想想“潜在的音乐”的要义。诗只要回到自身说的特性，就带有“大众语言中一种潜在的音乐”，就无需押韵。我们听人说话，从没有听到有人说押韵的话，所以写语言说的诗就一定要摆脱押韵的束缚。不仅如此，还要摆脱语言层面上的情调的东西。在中国新诗里，许多诗人就没有搞清楚这个道理。早期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戴望舒等，他们有语言说意味的诗，但他们更多的却是在情调、节拍、押韵的烂泥滩中打滚，我认为他们的诗不是真正的现代诗。郭沫若的现代意识比较强一点，但没有过多长时间，他就在背叛现代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入白话文和古代文的非诗中。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许多著名诗人，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何种手段赚取时代的荣誉的，到今天，他们又值得我说吗？ 80年代后期，有一个名气非常大的诗人海子，他本质上是一个行吟诗人，因而始终摆脱不了行吟的情调。我看过他两篇简短的诗论，诗论的复古意识是很强的，他否定世界现代诗，崇尚歌德以前的古代诗，他做不成语言说的诗人，他一样走上了与现代诗背叛的道路。
语言说的诗，在新诗里，最早的最纯粹的一篇是穆旦的《赞美》。之后，北岛、杨炼的最好诗是语言说的诗。此外还可以找到语言说的诗，如橡子的《黄山》、晓鸣的《移居》、高岸的《缺席》和《在路上》等，还可以在洛夫、黄翔、西川、李加建、蔡利华、何均、风动、山城子、高梁、未梵、迪拜、马永波、肖今、星子、郑小琼等诗人的作品里找出。实话说，语言说的诗并不多见，而我们多见的是口语说的或散文语言说的诗，这一类有诗的分行形貌，但很难说是诗，即使稍微好一点的，或许也具有许多现代的意识和特征，但它缺少作为诗的语言的内质而最终也不是诗。
诗的语言的内质与说的有机结合而写出来的诗，亦即我所提倡的语言说的诗。
《史记•滑稽列传》中优孟之“歌曰”虽是歌，但今天看来一点也不是歌，反倒更象散文的语言说。而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等，表面看来是古散文的语言说，而本质上是古诗的语言说。所以，诗的语言的内质无论在古代或今天，他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语言的直接性和力量性和生命性，其直接性必须不偏不倚的对准事物的存在，而力量性要求穿透存在，而生命性则要求语言带着情思在语言自身建构的时空中震荡回旋。
语言说的诗，从翻译过来的汉语文本看，外国有许多，我就不说诗篇的名称，只说那些诗人，如惠特曼、索德格朗、韩波、马拉美、瓦雷里、尼采、庞德、里尔克、维尔哈仑、塞弗里斯、佩斯、埃利蒂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米沃什、威廉斯、布罗茨基、休斯（英国）、迪兰•托马斯、帕斯、沃尔科特等，他们的代表作在汉语文本中都是非常好的语言说的诗，如果我们丢掉其创作者和所属的国度而干脆把它当作汉语诗看，那么这一类诗就是现代汉语诗。中国诗人如果在创作上能运用诗的语言说朝着这类现代诗的方向努力，形成潮流，使汉语新诗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本质的改观，那么也就是中国诗实现现代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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