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几次提到医生均给予了钱钟书式的冷嘲热讽，很显然小说中的医生是实指，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其实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对人生诸行当之一的医生职业的一种负向的价值评判。从写作年代上推断，成书于1946年的《围城》中的这些记叙和议论，应该滥觞于作者写在1939年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的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个命题。或者可以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作为母命题在小说《围城》中得到不断地铺陈演绎。因而我们确定“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中的“医生”即为实指。由此，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当理解成：医生尤其是庸医时或草菅人命。 这不由地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深沉郁闷的记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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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几次提到医生均给予了钱钟书式的冷嘲热讽，很显然小说中的医生是实指，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其实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对人生诸行当之一的医生职业的一种负向的价值评判。从写作年代上推断，成书于1946年的《围城》中的这些记叙和议论，应该滥觞于作者写在1939年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的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个命题。或者可以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作为母命题在小说《围城》中得到不断地铺陈演绎。因而我们确定“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中的“医生”即为实指。由此，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当理解成：医生尤其是庸医时或草菅人命。 
　　这不由地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深沉郁闷的记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颇有名气”的医生不正是在充当杀手、屠夫的角色吗？ 
　　倘若对现今的报刊媒体稍加关注，我们便会很容易地发现大量有关医生疗治病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无病被治成肝病；好肾遭切除，病肾被保留；因嫌红包分量轻，新生儿被产钳夹至变形；医生推荐的神奇的OK镜让豆蔻少女陷入失明的悲惨境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几乎成了“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句话的最好的现实旁注。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所说，他的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诚如斯言，“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虽有过火片面之嫌，但却足够深刻——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庸医乃至恶医们草菅人命的实质。 
　　反观教参的分析，不免让人有画蛇添足、牵强附会、任意拔高之感。它显然将钱钟书先生的散文《读〈伊索寓言〉》当作了概念图解式的作品。其实，作者已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坦言自己“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他只是本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在人生这部大书边上写下零星随感。作者曾在《谈教训》一文中含蓄地表达了对“戴了面具说教”的文学创作的否定和反感的态度，而教参恰恰作出了违背作者这个初衷的架空分析，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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