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们还可以更细致地证明古代汉语文化对于现代汉语的意义：白话文虽然借鉴了欧式语法，进行了字体革命，但是构成其主体的大部分字和词依然来源于古代汉语，因此，我们只有在深入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历史因缘中，才能发现词语的原始意义并赋予现代汉语的字、词、词组以恰当的意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我知道”，“知道”的表层意义相当于英语的know。如果我们对汉语的理解仅仅达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就无法创造出有魔力的汉语文本。但是假如我们知道“知道”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的来历，便会进入另一个境界中：知道作为复合词可以写作知—道，知的意思尽人皆知，而道的意义则至远，至深，至妙。老子在《道德经》中仅用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说出了道的数种意义：道之可道，说的是道之可说，所以，道即言说，而言说的对象是道（路）——我们走过的林荫小道和城中大道、动物穿行的踪迹、星球运行的轨迹乃至天道。在做如是解释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汉字，达到的却是高远的境界。所以，意欲以现代汉语创造出具有魔力文本的汉语知识分子，必须不断会道汉语的源头，不断遍历汉语的演变之流，不断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因缘中生存。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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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更细致地证明古代汉语文化对于现代汉语的意义：白话文虽然借鉴了欧式语法，进行了字体革命，但是构成其主体的大部分字和词依然来源于古代汉语，因此，我们只有在深入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历史因缘中，才能发现词语的原始意义并赋予现代汉语的字、词、词组以恰当的意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我知道”，“知道”的表层意义相当于英语的know。如果我们对汉语的理解仅仅达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就无法创造出有魔力的汉语文本。但是假如我们知道“知道”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的来历，便会进入另一个境界中：知道作为复合词可以写作知—道，知的意思尽人皆知，而道的意义则至远，至深，至妙。老子在《道德经》中仅用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说出了道的数种意义：道之可道，说的是道之可说，所以，道即言说，而言说的对象是道（路）——我们走过的林荫小道和城中大道、动物穿行的踪迹、星球运行的轨迹乃至天道。在做如是解释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汉字，达到的却是高远的境界。所以，意欲以现代汉语创造出具有魔力文本的汉语知识分子，必须不断会道汉语的源头，不断遍历汉语的演变之流，不断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因缘中生存。实际上，在白话文诞生以后，具有原创性的汉语人文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通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中国先前的历史称为吃人的历史，但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习研却从未停止，其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厚，足以让大多数当代汉语作家叹为观止。胡适作为白话文的提倡者同时是《中国哲学史》的作者，他在中年和晚年对中国传统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使他跻身于中国文化大师的行列。熊十力、金岳霖、李泽厚等对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均对古代汉语文化有深刻的体悟和研究，古代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部充实着他们，使他们能够有资格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并因此有所作为。文化巨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站在某个文化巨人的肩上，而是由于他以足够悠远的历史为自己的历史，以文化的已有的高度为自己的起点。人和语言只能历史性地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不断回到过去的方式创造未来。

　　古代汉语并没有死去，它活在现代汉语中，活在汉语传人的话语实践中。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历史因缘中，我们作为汉语的传人是决定性的一方。有罪的只可能是人，而不可能是先前的语言，所有的汉语传人都对汉语负有至重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在复活古代汉语时必须有所取舍：古代汉语所承载的等级观念、道德中心主义、欠分化的致思状态都应该退回到资料和背景的位置上，而对建构现代汉语文化有意义的深层语言游戏和思想资源则应进入我们关注的中心。中学语文课本和公民启蒙读物要选择能体现古人“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意识和“不可夺志”之高迈、独立、坦荡精神的古代汉语篇章，汉语知识分子应通过深层的语言游戏创造出更富有魔力和超越性的汉语文本。我们在如此做时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功于汉语文化，无愧于汉语传人的身份。

　　如果古代汉语真的死去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当且仅当我们是汉语的不肖传人。

　　(《粤海风》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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