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无论是柏拉图时代还是中国的孔子时代，教育学都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当时的教育更多的是与人的心灵、智慧、美德、情感有关，一句话，是属于“人文”的（“人文”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复杂，这里姑且在比较模糊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用一用）。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类进入了知性分析阶段，教育学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这是教育学的新生，也同时是它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因为从此，教育开始了对“科学”的追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表现出了教育对科学的痴心，再往以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学逐步被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入侵。 有几点是大家都显而易见的：第一，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乎世界知名的教育家都同时甚至首先是心理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这在教育研究上，必然带来注重理性的特点。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几百年来，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教育，即以当代中国而论，所谓“三论与教育”所谓“目标分类”所谓“教育测量与统计”等等等等。第三，许多教育家（更别说一般教师了）把学生当成物来研究，学生在他们的视野里，是各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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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柏拉图时代还是中国的孔子时代，教育学都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当时的教育更多的是与人的心灵、智慧、美德、情感有关，一句话，是属于“人文”的（“人文”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复杂，这里姑且在比较模糊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用一用）。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类进入了知性分析阶段，教育学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这是教育学的新生，也同时是它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因为从此，教育开始了对“科学”的追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表现出了教育对科学的痴心，再往以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学逐步被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入侵。 

    有几点是大家都显而易见的：第一，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乎世界知名的教育家都同时甚至首先是心理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这在教育研究上，必然带来注重理性的特点。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几百年来，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教育，即以当代中国而论，所谓“三论与教育”所谓“目标分类”所谓“教育测量与统计”等等等等。第三，许多教育家（更别说一般教师了）把学生当成物来研究，学生在他们的视野里，是各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心理现象、脑波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输入、输出与反馈，等等。第四，在教育内容上，以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为住，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精神（包括科学精神）的唤醒和培养。第五，在师生关系上，重理智控制而轻情感沟通，把教育过程看成是纯理性的“科学操作”。第六，在教育评价上，更是充满了“科学气息”：一切都是分数，都是量化，都是图表（包括教育学论文也充满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图表），最常见的就是“德育量化”。 

    一句话，科学已经统治了教育，而教育在科学化的进程中已经失落――因为“人”已经不复存在！ 

    1955年，5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发表了《迈瑙宣言》，上面写道：“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生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现在人们常说“科学是一把双韧剑”，其含义主要是说科学给人类带来环境污染、核威胁等灾难；但我认为，科学还会而且已经侵吞着人类的精神，包括教育！ 

    学者杜时忠把教育学实践和研究从教育哲学上分为两类：科学教育观和人文教育观。这两种教育理念决定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包括教育研究对象）的关系。前一类主张客观，主张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保持情感上的距离，是“我－它”关系。 在这样的教育家（或教育者）眼里，教育是科学，教育实践是科学实验。而后一类主张教育者（研究者）融进教育对象之中，注重体验和心灵的息息相通。这类教育家很少，但不是没有，比如中国的陶行知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苏霍姆林斯基：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唯科学的教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乃至质疑，因为人们发现，教育不是科学！即使从理论层面上说，也不是科学，而是“心灵之学”的哲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教育实践中不需要采用一些科学手段。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自从教育向科学挺进，几百年来，人在教育中失落了！ 

    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所以，陶行知说：“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哲学理念的支撑下，同时，也是在我教育实践的启迪下，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职业规范，我们不强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做学生的朋友，但对于把教育看做人学的教师来说―― 

    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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