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变异了、曲解了、“伪圣化”了。在语文教育的大量的实践中，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基本的物质愿望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解，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极左化、“伪圣化”的印痕。“伪圣化”，已经成了几十年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 不久前，我曾听过一堂课。一位教师讲《背影》。讲得生动，读得也感人。学生在教师极富情感的循循善诱之下，沉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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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变异了、曲解了、“伪圣化”了。在语文教育的大量的实践中，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基本的物质愿望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解，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极左化、“伪圣化”的印痕。“伪圣化”，已经成了几十年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 
　　不久前，我曾听过一堂课。一位教师讲《背影》。讲得生动，读得也感人。学生在教师极富情感的循循善诱之下，沉浸在父子情深的氛围之中。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也被打动了。没想到，在课即将结束时，教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大家考虑一下，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提出问题后，课堂陷入了一片沉思。我也被教师的提问吸引住了。我想，刚才教师上课有方，牵引着思维，诱导着情感，把课引向深入，导向高潮，最后这一问一定大有深意，定会有精彩的高潮到来。学生思考后开始回答，有的说，世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父子情，就如本篇朱自清先生所描写的。——这是学生当然的答案，因为刚学了《背影》。教师说不是。有学生又答，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母子情。教师又否定。学生开始猜，有的说兄弟情，有的说姐妹情，也有的说爱情。教师说统统都不是。我也思考半天，不知其然。我想教师一定有精妙、深刻、生动的答案。最后教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其事他说：“同学们，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既不是父子情，也不是母子情，更不是兄弟情、姐妹情、爱情。而是阶级情、民族情。本篇朱自清描写父子情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父子情，就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四十年代，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崇高的民族情、阶级情。我们要善于把渺小的感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教师一脸的俨然、肃然，学生却一脸的茫然、木然。评课时，所有评课和听课老师，都对授课人结课的这一段话，表示由衷的赞赏。说这是思想的提高，感情的升华，对学生们起到了教育引导作用，说这是整堂课的“眼”，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我却大不以为然，我想，30年代《背影》中对父亲满怀深情的朱先生，与40年代对民族满怀忠心的朱先生难道不是人格的完美统一吗？过后我私下问这位教师，你说的是由衷的话吗？你真的认为人世问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吗？或者你真的认为父子、母子等人伦感情，跟所谓的阶级情、民族情是对立的吗？这位老师十分坦率，说：“何必那么当真，语文课上有几多真心话！但必须那样讲，否则就过不了关，课就被认为不深刻、没有高度。另外我还怕，学生考试遇到此类问题难以应对，怕学生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确实有一种氛围，制约着你必须按照一种“唯一”的东西、“伪圣”的东西那样阐释、那样讲话。 
　　我从教十几年，深知这决非个别现象。写作中，学生稍有率性的言语，稍有个性的表达，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人生价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最理想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教师在语文教育中，要准确、科学、完整地理解和界定这些价值范畴。 
　　一、切不可用带极左色彩的“伪圣化”的眼光去使用这些范畴，不能笼统和轻易地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们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 
　　二、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性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十几岁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神圣、崇高甚至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那样的话，严重说来，就是一种精神专制、精神禁锢！神圣、崇高、庄严、进步、深刻、有意义，跟生活化、平民化，跟率性、天真、朴实、浅白，个人与集体，自我与集团，个性与共性，自由与纪律，家人情与天下情，等等，它们一点也不矛盾。相当多的时候，它们是极为和谐地统一于一体的。相当多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人、完善的人，如果不懂得前者，那么就可能并不理解后者。我坚定地认为，相当多的时候，孩子们率性地写生活、朴实地写自我、不假掩饰地描摹与诉说，本身就是神圣、就是崇高、就是庄严！苏霍姆林斯基 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我们还常常看到这样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国某年的高考题），“我的财富”（上海某年高考题）。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尽量有这两个作文题目倡导的“心忧天下”和“追求精神富有”崇高抱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同时又觉得这两个作文题目出给我们的中学生来做，并不尽然合适。这两个题目，在我们大的话语氛围中，都内在地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如第一题，隐含着“忧在天下先乐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考生必须顺着这个正面题意从“强力”阐发。对有的学生来说，这种“强力”阐发，可能就勉为其难，可能就意味着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甚至说空话、假话，因为他们有的并无发自内心的真实精神体验。学生们难有精神自由，难以阐发一点个人见地，如此“文”与“人”的脱离，后果可想而知。第二题，内在地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必须写“我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写“我的物质财富”。这也等于逼迫我们的学生不说也得强说。无切实的精神体验，不得已也得大论特论一通。可以想象，在“强力”制约下，学生勉为其难写出的文章，有多少是发自十几岁孩子的内心的真话？可是，回头看看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语文教育中，这样的大题目、大概念总是太多，这样的强力话语、强力倡导、强力制约总是太多。 
　　孩子本是“别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大人们的思想“同化”。孩子们的独特性，相当程度上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上。“天空中那美丽的动静”（学龄前儿童所写），“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低年级儿童所写），“圆珠笔在纸上蹭痒痒”（学龄前儿童所写），这样的诗一样的美妙句子，都出于孩子之口之手。可孩子们上了学、学多了我们的语文课后，却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了。因为这样的句子，在有的语文教师那里通不过。 
　　一位学生家长说到自己上小学的女儿：“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中国青年报》98年1月6日）我们的孩子就由这“别一类人”，渐渐“进化”（“退化”）？成了跟我们大人同一类的被禁锢和自我禁锢的人。因而，“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的孩子，有两种极为奇特扭曲的现象：1、“少”与“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课后的话却滔滔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肚，而在日记、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却下笔百语千言。2、“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在试卷上写的文字、公共场合表达的言谈与文字，并非真情实感的话，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书信、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一些学生似乎从小就已形成了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套语言两种精神状态去应对社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话语压制个人语言的恶果，是以专制色彩的话语压抑个性精神的恶果，是缺失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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