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 ◎对院系调整的历史评价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而变革；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1 、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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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
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
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
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
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
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
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
和弊端。

    ◎对院系调整的历史评价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
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
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
而变革；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
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
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
端。

    1 、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开发，
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另
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
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耸教化的功能，
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因而，急于赶
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都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
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
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不难看到，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是以削弱
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 ，其中
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 、16.2% 、6.3%；至
1953年，即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
占14.9% ）。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4.4%、
2.7%和1.9%（共占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 同样，在
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
大学被严重削弱。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
至1952年的10.9% 。1986年，这一比例为4.3%.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
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对文科
教育的削弱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
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
“文科危险”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酿成全
社会经视、贬损文科，重视理工科的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

    1980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
生的比重达到8.9%. 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
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于50% 
的有限3 个国家，介于26~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 的有6 个
国家；介于18%~20% 的有4 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例最
低的国家还低10%.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理工科院校的课程
结构中，以及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中。其后果，不仅造成应用文科人才
的奇缺，制约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且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化作用，
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价格结构上的片面畸型。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在
前现代的中国表现得格外明显。

    2 、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
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
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
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 种专业；到1983年，高校
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1039种，是1953年的4.8 倍。以有计划、按比
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理想的专才教育，在现实的动作中却造成严重
的比例失调。1987年高校毕业生分配中，有353 个专业（占专业总数
的41.7 %）人才奇缺，数额达19万人；与此同时，又有157 个专业人
才“过剩”，人数亦达10万人之多。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
技能，与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要
求不符，是造成专门人才“专业不对口”、大量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

    与计划体制相应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高校管理体制，造成重
复设置严重，学校规模极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例如，1977年至1985
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27.3万人增至61.9万，增加了127%；学
校数却从404 所增至1016所，增加了151%. 高等学校中，学生达5000
人以上的仅50所，占5%；学生1000人以下的447 所，占44% ；其中500 
人以下的学校有179 所，占17%.3 、大学教育中的“三脱离”当按照
苏联模式将大学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工厂”时，大学的功能和
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学校树人育人的主旨和通义，在专门教育的结构中被培养专家的
目标所模糊。“做事”和“做人”的双重目标事实上被分离，“人”
的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
组织和人员进行；这同时分离了曾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
的双重职能。用政治教育取代价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则抽空了
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50年代初重建高
等教育的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院落科研
系统，从而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
学与科研成的脱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科研十分薄弱，只具
有单一原教学功能。

    在大学内部，教学与科研的脱离是与理工分家、专业课与基础课
脱离、实验室与考古室脱离的教学组织相连的。基础理论与专业教育，
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间界垒分明，各类人员功能单一，相当多的大学
教师成为只事教学的“教书匠”. 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学术水平和教
育质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教学与科研、专业与基础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
脱离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崇尚书本知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反映出这种教育结
构中产生的教育后果和学术风气。很多人认识到，50年代初否定欧美
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不仅是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
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的某种相容性和一致性。
理论脱离实际便是这种共性之一，虽然它们出自不同的途径和结构。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在8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和改善。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
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
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
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

                                                      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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