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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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白居易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热情减退，并不始于元和十年的遭贬。当然，这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对他的思想转变影响更深，使他的态度更坚决罢了。被贬之后，有时偶然地又被国家大事所激动，而“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他想请求皇帝让自己从军，去攻打吴元济）”。写到这里，自己又觉得多事、好笑，赶快又警戒自己，说：“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口不言”，——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国家大事，自己只好不管，其实也管不了！不过，话虽如此，当自己在其位、有说话的机会和责任时，他仍然为国为民，积极建议，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
　　至于他的创作，经过被贬江州这次打击，“讽喻诗”确实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鉴于揭露、讽刺的对象太多，树敌招灾，不愿再冒风险惹祸。二则，元和初年政治上略见转机，有可为之时，自己冒着风险写下的许多诗歌，还有希望在政治上起一点作用，收到一点实际效果。及至洞悉国情的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和黑暗，知道大势已定，无可挽救，个人不仅无能为力，而且遭到迫害，“讽喻诗”再写多些也没有用了，反而招来无妄之灾，何必再干这样的蠢事呢！但是，经过这场灾难之后，白居易也并非“讽喻”完全绝迹，遇上重大事件，仍然要写几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意见，不过，不用“讽喻”之名，也不像过去那么集中、那么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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